简介：历史/科普/考古/文化/史前史/基因研究/
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崇敬自己的祖先，并通过对共同祖先的认同和纪念，来凝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崇敬自己的祖先，并通过对共同祖先的认同和纪念，来凝聚族群，守护文化。我们的祖先是谁？他们从哪里来？在他们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我们希望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从百万年前开始，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古人类，遗憾的是，在甲骨文出现之前，远古祖先的事迹只能靠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来口耳相传，真伪难辨。
幸好，现代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的遗憾。以分子遗传学为代表的新技术可以告诉我们，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漫长岁月中，我们的祖先有着怎样的面貌，他们是如何生活和迁徙的，陪伴在他们身边的动植物都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形成自己的文化认同的。
这是一部刻在基因上的祖先秘史，翻阅这本无字史记，我们会知晓自己的基因之根和文化之根，于无字处闻惊雷。

序言　基因知道答案

周口店北京人是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
如果非洲现代智人是中国人的祖先，那为什么我们的肤色不是黑色？
哪些驯化的动植物是土生土长的，哪些又是外来的？它们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了什么影响？
中国的各个族群是如何诞生的？他们在中华大地上是如何迁徙的？
世界各地的族群与中国人有亲缘关系吗？
基因知道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
历史学家有一个烦恼，越回溯过往，能够找到的史料就越少，就越难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个烦恼同样折磨着考古学家，他们面对没有文字材料出土的考古遗址时，经常感到困惑，这个遗址到底对应史书中记载的哪个族群、哪个城镇呢？相比前两者，古人类学家更容易发出“我太难了”的哀叹，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文字还没有被创制出来的史前时代，不论是远古化石还是石器，都不会有只言片语留下。
偏偏对人类历史来说，很多影响深远的事件，都是在有文字记载之前发生的。例如，古人类数百万年间进化与迁徙的历史，几乎都隐藏在无言无字的迷雾之中，只能依靠凤毛麟角的遗物略窥一二。人类主要的农作物、家禽家畜的驯化，航海技术、制陶技术、冶金技术、建筑技术的发明，都是在文字发明前很久就诞生了，很多时候，后人只能在传说故事中胡乱写上一个名字，作为这些技术的发明人，不能当真。
再往后，即使进入了文字时代，海量的信息仍然没有被记录下来，或者虽然被记录下来了，但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遗失了，“焚书坑儒”即是典型事例。更有甚者，并不是每一个古代记录者在写作的时候都能够认真负责。有些古人出于某些目的，甚至故意篡改和伪造历史，比如成王败寇，赞美胜利者，贬低失败者。
除了真伪难辨的文献资料和沉默不语的考古证据，我们就没有办法触摸更多的历史真实了吗？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领域上演了一场神奇的跨界大戏，分子生物学闯入了原本属于古人类学、历史学与考古学的领域，以古今人类和动植物基因为样本，通过基因分析与比较，揭示了过去常规研究方法无法涉足的历史真相，尤其是提供了史前时代古人类迁徙历史的细节。
基因为什么能够揭示历史？分子生物学家是如何做到的？
简要地说，生物基因在不同代之间既有遗传，也有少量的变异。通过基因比较，可以得知不同人、不同人群之间的遗传关系是近还是远，两者的共同祖先大概出现在什么年代。这样，同一时代的不同人群之间就建立了联系，不同时代的古代人群与现代人群之间也建立了联系。
比如，人类的Y染色体上的基因是父系遗传的，一代代的父亲传递给自己的儿子；一种细胞器（线粒体）上的基因是母系遗传的，一代代的母亲传递给自己的女儿。因此，通过比较Y染色体，我们知道同一时代不同男性之间的亲疏远近，从而知道古代男性与现代男性之间的遗传关系，进而推测历史上男性群体的迁徙过程。母系遗传的线粒体基因也有类似的规律。再进一步，由于许多动植物的驯化和传播是与特定的古代人群及其迁徙挂钩的，因此对驯化动植物基因的研究，也能够揭示大量的人类历史信息，特别是关于古代农业、畜牧业、游牧业的信息。
就这样，分子生物学涉足了历史学，分子生物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
在笔者读大学的时候，老师曾经说，当“文革”结束后下放劳动的老一辈地质学家回到学校时，发现地质学的理论世界已完全变了，板块构造学说重构了整个地质学理论体系。也正是在笔者上大学的20世纪90年代，人类单一起源的“走出非洲说”进入大学课堂，以基因研究为基础的人类起源与迁徙的新学说震撼了古生物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界。
分子生物学的“跨界打击”，对于史前历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领域是一次重塑，其影响不亚于板块构造学说对于地质学的影响。过去学者对于古人类骨骼的对比研究、对于石器的对比研究、对于陶器的对比研究所产生的成果，虽然也非常有价值，但很多成果需要在分子生物学视角下重新检验、重新诠释。很多过去的研究成果依然可能被证明是有效的、准确的，但也会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已经或将要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古代史书和考古遗址之外，分子生物学家又翻开了一本“无字史记”，并把上面的基因密码翻译出来，使我们对人类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对于祖先的起源、进化、迁徙和日常生活有了更多了解。
除了基因研究，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分析也实现了“跨界”，这些新的科学手段在人文学科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很多新发现。人类和动植物在活着的时候，会从环境、食物中吸收特定的元素，从而在死后的骨骼、牙齿、茎秆上留下元素信息。通过这些信息，科学家能够推测他们/它们过去生活时代的环境、所吃的食物或吸收的营养成分，这些都是历史。
运用基因、元素这些高科技手段研究古人类、考古、历史最大的好处，可能就在于它们的真实性。史书是古人写就的，那些内容可能会因有人随意取舍、记忆有误或者心存故意而偏离历史真实，但基因、元素的研究是科学，以客观而非主观的科学事实和科学数据得出结论。科学还可以检验，用重复性的操作来检验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否准确、正确，从而降低了人为造假的可能与危害。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以分子生物学为代表的高科技手段正在成为人文学科中的“高精尖武器”，并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关于我们祖先的“无字史记”的解读内容已经足够丰富，上面记载了关于祖先的物种起源、族群迁徙、生产生活乃至文化脉络的大量生动故事。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这本“无字史记”，阅读有关祖先的新鲜历史，展开一次以基因为导航的寻根之旅吧。

第一章 神州苦旅——东亚直立人的百万年

1929年，初冬的龙骨山一片萧瑟，百草枯萎，树叶凋零。小山丘上，一些人正在奋力挖掘着，似乎在寻找什么宝贝。
他们是当时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协和医学院派出的考古队，正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地区寻找第四纪地层中的古生物化石，而且，考古队的负责人还心存一丝希望，“要是能找到古人类的化石，就太轰动了”。
突然，考古队队员在挖掘时找到了一个小洞，洞口十分狭窄，仅容一人出入。当时现场的负责人是考古学家裴文中，他进入洞中一看，里面竟然有许多动物化石。裴文中看出，这些化石的科研价值很高，于是带领大家在寒风中继续挖掘。12月2日下午4点，天色渐暗，但考古队点起蜡烛奋力挖掘。就在这时，裴文中兴奋地叫了起来：“是猿人！”大家围拢过来一看，果然地面上露出了一个猿人的头盖骨的一部分。
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大家连夜挖掘，直到挖出这个猿人头盖骨。这一夜，考古队的所有队员都在激动中度过。第二天一早，裴文中就派人把发现猿人头骨的喜讯报告给北京城内的地质调查所。几天之后，裴文中用自己的被褥小心地包裹着猿人头骨，坐着汽车把它护送到了城里。
消息很快通过电报传遍了世界，中国北京地区发现了古人类头骨化石！
“他/她会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吗？”
当魏敦瑞遇到北京人时
当时的考古队能够在周口店发现古人类头骨，其实绝非偶然。
中国人经常把古代动物的遗骨作为药材出售，早就吸引了许多研究古动物和古人类的国外专家，这些专家发现“龙骨”中有一些是珍贵的动物化石。1921年，瑞典和美国科学家来到中国周口店，寻找史前动物化石。他们在当地采石场人员的指引下来到龙骨山，并在山上地层中发现了一些石英片，形状独特的石英片显然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应该是经过了人类的敲打的。这个发现十分重大，科学家断言，这里一定有原始人类生存过。然后，他们在龙骨山挖掘出了一些动物化石，带回瑞典的一所大学研究，并在1926年宣布，这些化石中有两颗原始人类的臼齿。
这个消息让考古工作负责人之一、当时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很兴奋，他把那两颗牙齿所代表的人类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科学界与公众把这种古人类简称为“北京人”。很快又有学者发现，北京人化石和早年间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人化石非常相似，于是将两者归入一个大类，命名为“人属直立人”。直立人阶段是古人类演化过程中一个漫长而重要的阶段。
但是，学术界普遍来说还是持谨慎态度，仅凭周口店发现的几颗牙齿就定出一个重要的古人类新种，证据似乎不够充分。于是步达生拉来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款，成立了考古队开赴周口店龙骨山。运气降临了，令世人震惊的北京人头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自1929年发现北京人的第一具头盖骨之后，裴文中的助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继续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在1936年11月连续发现了3具北京人头盖骨。周口店地区经过多次考古挖掘，前后共出土北京猿人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颗及断裂的股骨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考古学者同时发现10万件石器材料，以及用火的证据，如灰烬层、烧石、烧骨等。
然而，就在对北京人的研究工作刚刚展开之时，步达生却“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位“北京人”的命名者患有心脏病，于1934年3月猝然病逝于实验室中。据说，他趴伏的桌子上，正好摆放着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骨。
这也许算是北京人研究中的第一次“劫难”。
1935年春，应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邀，德籍犹太科学家魏敦瑞风尘仆仆赶到了北京，他将接替步达生，开启北京人化石的研究之旅。魏敦瑞早年曾在德国多所著名大学担任解剖学教授，但是因为其犹太人身份，他感受到来自德国纳粹越来越强烈的威胁，便于1934年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刚好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洽上了。基金会正在寻找一位能够接替步达生的学者，而魏敦瑞的专长在于通过骨骼解剖学揭示灵长类动物的进化过程，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就这样，魏敦瑞与北京人化石的缘分结下了。
魏敦瑞对北京人化石的下颌骨、牙齿、头骨等进行了系列研究，提出了许多石破天惊的观点，包括他认为北京人可能存在“人吃人”的现象。目前看来，魏敦瑞对于北京人化石最大的贡献，可能莫过于他对北京人化石“留了一手”。1941年的世界战云密布，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魏敦瑞意识到情况危急，于是在返回美国之前，他让助手赶制了北京人头骨模型。此后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北京人头骨化石原件在转运过程中神秘失踪了，幸亏保留下来了头骨模型，才让对北京人的研究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1941年，魏敦瑞回到美国后，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人类进化问题，他研究了包括周口店北京人、印度尼西亚爪哇人在内的多种古人类化石，提出从早期人类到现代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两足行走、脑容量增大和面部缩小等重要变化的观点。
那么，我们，中国的现代人类，会不会是从周口店北京人逐步进化而来的呢？或者简单地问，北京人是不是我们的祖先？
魏敦瑞给出的答案是：是的。
1943年，魏敦瑞提出，现代中国人是北京猿人的后代，因为北京人头盖骨有很多与现代东亚人相似的特征，比如平脸、高颧骨和铲形门齿等。三年后，他出版了《猿、巨人和人》一书，把这个思想扩展到全球范围，提出了人类起源的“多中心假说”。
他提出，现在的人类并不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原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古人类各自独立进化，变成了现在的不同族群。人类的演化具有地域性，可以分成澳大利亚区、蒙古区、非洲区和欧洲区。其中，有一支是“巨人系统”，从远古巨人依次演化为爪哇猿人、梭罗人、瓦贾克人，最后成为澳大利亚原住民，这一支古人类的演化是单向的，与其他地区的古人类演化无关。还有一支是中国猿人，从周口店古人类化石分析，它的头骨显示了一系列蒙古人种早期原始的特征，因此周口店发现的中国猿人应该是蒙古人种的祖先，而现代中国人是属于蒙古人种的。另外，在欧洲发现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应该是当今欧洲人的祖先；如果非洲出土了古人类化石，他们应该就是非洲人的祖先。
同时魏敦瑞还认为，在古人类的早期演化过程中，会有人种混杂的可能，所以中国猿人的特征，也可能出现在现今其他人种身上。
魏敦瑞的巨人假说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不过他对于周口店北京人的进化猜测—多中心假说，几乎就是现今一部分古人类学家提出并坚持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的翻版。
受到魏敦瑞学说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美国体质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在自己的著作《种族的起源》一书中，更加系统地提出了“多地区起源”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地球上所有的现代人可以分为5个种族，分别是高加索人种（欧洲白人）、蒙古人种（黄种人）、澳大利亚人种（大洋洲原住民）、尼格罗人种（非洲黑人）和开普人种（非洲科伊桑人），它们是分别进化而来的，彼此间只有很少的基因交流。由于进化速度并不一样，因此各个种族文明程度有所不同。
当时，在非洲已经出土了非常古老的人类化石，库恩对此的解释是，非洲大陆很可能是人类的发源地，但那里只是人类的“幼儿园”，欧亚大陆才是人类的“学校”。人类的祖先很早就从非洲大陆走了出来，然后分别进化成了现在的5个种族。他借用欧洲人使用的多杈烛台的形状，对自己的假说做了比喻—5个种族好比是5根烛托，它们虽然共用一个基座，但很快就从根部开始分支了，各自进化成了现代人类。所以，多地区起源假说也被称为“烛台理论”。
库恩的假说里包含了种族歧视的味道，因此一问世就遭到了人们的强烈批评。不过，他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一些科学观点，还是受到了很多学者的重视甚至赞同。
此后，以中国学者为代表的一批古人类学家进一步发扬了魏敦瑞、库恩的科学观点，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
简单来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就是在库恩的“烛台”的每支蜡烛之间，又加上了很多横向的连接线，表示不同人种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基因交流。魏敦瑞和库恩所提出的“各地古人类分别进化为现代人类”的观点，得到了这部分学者的肯定和坚持。他们认为，东亚的现代人是从东亚的远古人类进化而来的，欧洲和西亚的现代人是从欧洲和西亚的远古人类进化而来的，非洲的现代人则是从非洲的远古人类进化而来的……我们可以通俗地称呼这批学者为“化石派”。
自从周口店北京人被发现以来，世界各地发现了很多古人类化石，以及古人类使用的各式各样的石器。化石派从这些发现中找到了若干关键性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其中最有分量的证据，莫过于铲形门齿和石器演化了。
什么是铲形门齿呢？
现在，请用你的舌头舔一舔两颗上门牙的口腔内侧面。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门牙两侧有略突出的棱？当你的舌头在两颗上门牙内侧左右滑动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走过了一条m字形的路线？
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就拥有铲形门齿，即你的上门牙像两侧卷起、中间平坦的铲子。
据统计，现代中国人中有80%~90%的人具有铲形门齿，这种牙齿特征在东亚现代人和印第安人中比例非常高；现代欧洲人中只有10%的人具有铲形门齿，在现代非洲人中这一比例则是15%左右。令人惊奇的是，有学者搜集了中国古代墓葬出土的古人牙齿信息，发现除了新疆地区出土的牙齿外，中国其他地区的古人上门牙全都是铲形门齿。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古人类学家发现，在中国发现的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只要是保存下来的上门牙，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是铲形门齿。不论是号称有170万年历史的云南元谋人，还是距今7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抑或是几万年前的河套人，都具有相同类型的上门牙。
一位支持多地区起源假说的学者感慨说：“我真的想不出中国的生活环境中有哪个因素会让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必须有铲形门齿，非铲形门齿的人就很难生存下去，只能被淘汰。”因此，铲形门齿的特征似乎只能是通过中国的古人类一代代遗传，最终遗传给我们现代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古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变成了现代中国人。
化石派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来自古人类制作和使用的石器类型。
追忆往昔，远古人类刚刚与其他猿类分道扬镳，成为一个新的物种的时候，他们的技术水平并不比那些黑猩猩邻居强太多。他们能够制作的工具，仅限于粗浅地利用石头和木头制作而成的工具。
距今330万年前，在今东非肯尼亚境内，古人类打造出了最早的石制品，那只是一些简单的石核和石片，能够用于砍和砸，使得他们的狩猎采集活动和食物加工活动变得更加有效率。这就是古人类石器时代开始时的状态。古人类学家把这个时期的石器技术叫作第一模式，或者按照专业术语，叫作奥杜威技术。
第一模式经历了漫长的100多万年的发展，到距今170万年前，东非的古人类终于有了重大的技术革新，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略微精湛了一些，能够打造出很多种类的石器，特别是一种两面对称、外形修长、一端尖锐而另一端宽厚的手斧，握在手中，简直是“居家旅行、杀人越货”的必备武器。当然，那时候古人类的手斧主要用于狩猎野兽，而不是自相残杀。按照专业的说法，这个时期属于第二模式，古人类所拥有的技术叫作阿舍利技术。
又是漫长的100多万年之后，到距今50万年前，古人类再次厚积薄发，制作出了更为先进的石器，其中一种典型的石器形式是棱柱状的石核，实用且便于携带。关于这些石器的最早诞生地是哪里，学界还存在争议，大概出现在南非、东非或亚洲西部地区，这就是第三模式，这种技术的专业说法叫石叶技术。
总结上述几百万年的石器技术发展历史，我们看到在东非及其周边，石器技术革新不断。那么，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东亚地区的石器发展如何呢？
说来有点儿惭愧，东亚的石器似乎早在距今170万年前就出现了，那个时期当然是第一模式石器的天下。但是，当东非那边依次出现第二模式和第三模式时，东亚这边的古人类依然慢条斯理地摆弄着自己第一模式的砍砸器。古人类学家做过一次石器统计，发现直到距今6万年前，中国境内几乎还没有第三模式的踪迹。纵观旧石器时代或者说打制石器的时代，包含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似乎孑然独立于东方，自从距今170万年前第一模式的石器输入进来后，石器技术就一直独立发展，如此漫长的时期几乎不与西方世界发生技术交流。
石器技术是由古人类创造、继承和发展的，那么东亚石器技术的孑然独立，对于古人类意味着什么呢？
化石派学者认为，这意味着东亚古人类是独立进化的，几乎不与或者偶尔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发生杂交。那些从距今100多万年前起就挥舞着石器砍砸动植物的东亚古人类，应该就是我们现代东亚人的祖先。
有了牙齿和石器演化的证据支持，再辅之以其他一些证据，化石派的观点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线粒体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
然而，正如今天互联网时代的人们经常说的那句话—“打败你的不是对手，而是跨界”，撼动化石派观点的力量，并不是来自古人类学界，不是来自新的牙齿证据或者新的石器证据，而是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分子生物学。
1987年1月，美国一位女博士生丽贝卡·卡恩和她的同事们在英国权威科技期刊《自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线粒体DNA（脱氧核糖核酸）和人类进化》。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人类起源地只有一个，这个起源地很可能在非洲，起源时间在距今20万年以内。今天所有的现代人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
在当时，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是分子生物学界对古人类学界的一次颠覆性的“跨界打击”。如果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古人类学家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得重新改写。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场“跨界打击”在科学上是如何发生的。
从分子生物学看，人体大约包含100万亿个细胞，每个细胞里都含有一种叫作线粒体的细胞器，它位于细胞核外的细胞液中。我们吃进肚子里的营养物质，比如糖类、脂肪等，最终是在线粒体中被氧化，释放出能量，供人体细胞使用的。简单地说，线粒体就是我们人体细胞的“能量工厂”。
从中学课本中我们学习到，人体的遗传物质位于细胞核里的染色体上，大量的基因排列在染色体的双螺旋结构上。其实，线粒体中也含有少量的遗传物质—线粒体DNA。而且我们还知道，一个人类生命的诞生，首先是从父亲的精子与母亲的卵细胞结合开启的。换句话说，线粒体这种细胞器来自母亲的卵细胞，而不是来自父亲的精子（其实父亲的精子里也含有少量的线粒体DNA，但是在受精过程中“舍身取义”，被分解掉了）。因此，线粒体DNA是孩子从自己的母亲一方继承下来的。于是，分子生物学家可以通过比较人们的线粒体DNA，分析人们之间母亲一系的亲疏远近，进而追溯人们母亲一系的祖先情况。
论文作者丽贝卡·卡恩从世界各地不同人群的人体胎盘中搜集了147份线粒体DNA样本。之所以选择人体胎盘提取材料，是因为胎盘里含有丰富的线粒体DNA。丽贝卡·卡恩发现，通过所有样本的线粒体DNA追溯其所有者的母亲，最后都汇聚到唯一的一位女性祖先那里，不论现在拥有线粒体DNA的人居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他们都是这位女性祖先的后代。
当时的媒体借用《圣经》中最早的人类女性夏娃的名字，把这位女性祖先叫作“线粒体夏娃”。关于这位线粒体夏娃，丽贝卡·卡恩从遗传物质里读出了很多信息。
比如，线粒体夏娃生活在地球的哪个角落？
如果我们向水池里丢下一块石头，荡起的涟漪会一圈一圈地向周围扩散。即使我们没有看到石头在哪儿落水，我们也能够根据水池涟漪的形状，判断石头落水的位置在这些涟漪的圆心。判断线粒体夏娃的生活地点，与通过涟漪判断石头落水位置的原理是类似的。
展开点儿说，人类的基因在每一代向下遗传的过程中，偶尔会发生基因突变，使后代与祖先的基因略有不同。从原理上说，后代与祖先间隔的辈分越多，基因突变所导致的遗传差别就越大。如果我们假定远古时期每一代人类的寿命差不多长，那么可以粗略地认为，后代距离祖先的时间越久，积累起来的遗传差别就越大，最外圈的“涟漪”与最中央的“涟漪”的遗传差别最大。
线粒体DNA的遗传过程就是如此。一代代母亲把自己的线粒体DNA传给孩子，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生基因突变，于是后代就具有了各自的基因多样性。根据现代人群各自的基因多样性的比较，分子生物学家不仅可以判断现代人群之间的亲疏远近，还可以回溯他们的女性祖先的生活地点和生活时间。
丽贝卡·卡恩发现，现代人群的基因多样性并不是一样的，非洲现代人的基因多样性最丰富，亚洲现代人和欧洲现代人次之，美洲现代人的基因多样性最少。这个现象不仅可以让她判断不同现代人群之间的亲疏远近，还让她了解到，现代人群具有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这位祖先的生活地点，就在基因多样性最丰富的那个人群生活的地方—非洲大陆。引发层层涟漪的那块石头（女性祖先），最初是落在非洲的。
那么，这位全人类共同的老祖母—线粒体夏娃，生活在什么年代呢？
在揭晓答案前，读者们不妨猜一猜，老祖母生活在距今500万年前、距今100万年前、距今50万年前还是距今10万年前？哪一个数据最接近事实呢？
人体的基因突变虽然很罕见，但从长期来看，突变发生的速率基本上是固定的。每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相比，平均有30个左右的基因会发生突变。线粒体DNA的基因数量远比细胞核里染色体上的基因数量要少。只要我们知道了基因突变发生的速率，然后估计出每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的年龄差，就可以计算出那位线粒体夏娃生活的时间。
丽贝卡·卡恩在论文中估计的线粒体夏娃生活的时间是距今14万年前。
我们今天所有现代人都是距今14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女性祖先的后代。
别误会，这并不是说距今14万年前地球上只有一位女性人类生活着，当时一定还有很多女性生活在地球上，是我们这位线粒体夏娃的“闺蜜”，只是很遗憾，这些闺蜜的女性后代都没能延续到今天。
打个比方。假设在1400年前的唐朝都城长安附近有个小村庄，里面住着10户人家，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羊肉泡馍配方，而且配方传女不传男，掌握在每家主妇的头脑中，由母亲通过口头的方式传给女儿。在这1400年的漫长岁月中，某些家庭在某一代也许只生了儿子，没有生女儿，于是这些家庭的羊肉泡馍配方就彻底失传了。最后只剩下一家不仅代代有女孩出生，她们还一直保留着祖先的羊肉泡馍配方。即使这些女孩出嫁，也会带着自家的羊肉泡馍配方，并传授给自己的女儿。当然，由于个人口味不同，或者原材料发生变化，某些代的女人也许会对配方略做改动，不同代的主妇锅里的羊肉泡馍味道可能会不太一样，不过她们可以保证，锅里面都是羊肉泡馍，而且保留了最原始的配方的一些成分。
线粒体夏娃，就是生活在1400年前的唐朝小村庄里掌握着配方的那位主妇；羊肉泡馍的配方，就像是线粒体DNA；配方的改动之处，就像是基因突变之处。
“夏娃”已经找到了，我们还能找到“亚当”—现代人类共同的男性祖先吗？
能，只是稍微有点儿难。中学课本告诉我们，人的性别是由性染色体决定的，女人的性染色体是两条X染色体，而男人的性染色体是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的组合。人体内的线粒体DNA是“传女不传男”的，而Y染色体的基因恰好是“传男不传女”的。因此，要追踪全体现代人的共同男性祖先，就要从Y染色体上的基因入手。不过，Y染色体上所含有的遗传物质比线粒体里所含有的遗传物质庞大很多，分析里面的基因更加困难，尤其是在20世纪的生物科技条件下。
于是直到2000年，也就是在线粒体夏娃被发现13年后，科学家才找到了“Y染色体亚当”。与线粒体夏娃一样，这位现代人类的共同男性祖先也生活在非洲大陆，而且他与非洲的一个族群—科伊桑人的基因最接近，这说明他曾经生活在科伊桑人的一个远古的群体中，时间是大约6万年前。
与线粒体夏娃的情况类似，Y染色体亚当生活的时代，也有很多其他男性“哥们儿”生活着，只是这些哥们儿都没能留下男性后代到今天。
现在，我们该回到周口店北京人的话题上了。根据以上分子生物学的发现，人们会得到一个重量级的推论：周口店北京人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此话怎讲？因为周口店北京人的生活时代太久远了，远比线粒体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更加古老。
为了获得周口店北京人的年代数据，科学家最初从地层和地层里含有的古生物化石入手。观察一下野外山间或河边的陡崖，我们会发现，岩石和土壤都是层层叠叠的。这是因为不同层的岩土是在不同时期形成并沉积下来的。一个地质学里的一般规律是，年代久远的地层会被埋在下面，年代较近的地层会分布在上面。这在地质学上叫作“地层层序律”。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生活着不同种类的动植物，它们死后就会与同时代的岩土共同形成地层。一般来说，古老的动植物遗骸会分布在古老的地层里，而较新的动植物遗骸会分布在较新的地层里。这个规律叫作“化石层序律”。这两个规律是判断一种生物（包括古人类）生活年代的重要手段。
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家仔细研究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地层分布，以及地层里包含的生物化石。在周口店北京人生活的时代和区域，还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古生物，比如很古老的剑齿虎、中国貉、周口店犀、三门马、居氏大河狸，不太古老的纳玛古菱齿象、燕山犀、肿骨鹿、洞熊、中国鬣狗，以及较新的物种如狼、褐熊和许多小型啮齿类动物等。根据这些信息，科学家判断，周口店北京人生活的时期在距今50万—40万年前。
到21世纪，科学家有了更加先进的测年手段，他们可以用化学上的同位素含量来测年。所谓同位素，是指原子核里质子数相同而中子数不同的元素互为同位素。例如，氧元素有氧16、氧17和氧18三种同位素，数字代表了所含有的中子数。有些同位素有放射性，在动物死亡后，体内的某些同位素会稳定地转变成其他同位素。于是，科学家可以根据死亡动物遗骸中的同位素比例来推算动物生活的年代。
科学家采集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里的岩石和石器样品，经过反复测定同位素，得出结论：周口店北京人最早生活的年代在距今77万年前，数据误差8万年。距今70多万年前，地球正好处于一个相对寒冷的时期，因此人们对周口店北京人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他们人工取火的能力有了更高的评价。
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发现的最晚的古人类活动痕迹，是在距今23万年前制造的。也就是说，从那个时代往后，周口店北京人就从周口店永远地消失了。
周口店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7万—23万年前，而现代人的共同女性祖先生活在距今14万年前，共同男性祖先生活在距今6万年前，他们之间没有时间交集。根据这些年代数据，周口店北京人就不可能是我们现代人的祖先，他们的后代没能存活到今天。
分子生物学的人类进化观点被称为走出非洲假说，它挑战了多地区起源假说和后续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我们可以把支持前者的学者们称为“基因派”，他们与化石派在人类进化上孰是孰非呢？
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还在唇枪舌剑。分子生物学家要想真正驳倒那些坚持多地区起源假说或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的古人类学家，就必须对后者提出的证据做出自己的合理解释，特别是对于铲形门齿和石器演化这样的关键证据。反之，坚持多地区起源假说或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的古人类学家要想驳倒分子生物学家，也要对后者的DNA研究结论提出不同的解释。
本书的宗旨是从基因的角度来揭示中华文明的历史，探寻我们的祖先和他们的隐秘故事，因此本书将重点介绍分子生物学对于化石派假说证据的反驳。在反驳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古人类几百万年进化的主要阶段，这样才能知道两派科学家争论的到底是哪个阶段的人类进化。
最初的古人类是南方古猿，他们是从非洲大陆上古老的森林古猿进化而来的，出现的时间在距今700万—500万年前。南方古猿的脑容量为500毫升左右，骨骼特点显示，他们开始笨拙地站立起身体，两足行走，这是科学家区分人类和其他猿类的最重要特征。在那个时代的非洲，可能生活着几种类型的南方古猿，他们中的一种是人类的直系祖先。
到距今300万—250万年前，一种脑容量达到800毫升左右的“新”古人类出现了，由于他们能够制作和使用最早的石器，因此被命名为“能人”。最有名的能人化石是“露西”，这是一具成年女性的骨骼，于1974年出土于埃塞俄比亚。古人类学家以当时披头士的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将她命名为“露西”。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古人类制作的第一模式的石器，很可能就是由能人首先发明、制作的。
随着古人类石器加工技术的日趋精细，高能量的动物性食物在食谱中的比重增大，距今约200万年前，能人进化为直立人。
直立人虽然是能人的后裔，但两者的脑容量和身体的尺寸差距颇大。和能人相比，有些直立人的脑容量大了50%，身高也高出将近30厘米。依靠两只脚，直立人能够奔跑，当一群直立人集体出动时，他们甚至可以猎取大型动物。到直立人阶段，古人类终于可以长途远行，走出自己徘徊了几百万年的故乡—非洲大陆了。他们也的确在诞生后不久就出现在了临近的亚洲西部。换句话说，除了非洲大陆外，任何其他大陆都没有早于距今200万年前的古人类踪迹，有的只是远古猿类和猴类。
非洲境外年代最早的直立人遗址位于格鲁吉亚，这种直立人被命名为“格鲁吉亚人”，属于早期直立人，和能人身高相仿，均为150厘米左右，脑容量却比多数能人更大，他们生活的时代为距今约180万年前。必须指出的是，格鲁吉亚人可能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会使用火的古人类。
当70多万年前直立人的一支终于跋山涉水来到周口店时，他们其实已经处于直立人进化的晚期阶段，脑容量增加到了1100毫升左右（现代人的脑容量平均为1350毫升）。周口店一带背靠峰峦迭起的西山山脉，面临广阔肥沃的华北平原，又有周口店河从山脚下汩汩淌过，地理条件非常优越，这一切吸引他们停止了前行的脚步，留恋于此。这一停，就是几十万年。
对于直立人是第一批走出非洲、走入东亚的古人类的说法，不论是化石派还是基因派都是认可的，两派科学家对于这一点没有分歧。
人类进化的脚步并未停止，距今30万—20万年前，古人类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重大变革—他们的脑容量急剧增加，智力突然发达起来，直立人开始进化为智人。“智人”，就是“有智力的人”。智人远比他们的祖先聪明，他们制作工具的技能更高超，语言的交流更丰富，也能沟通复杂的意念与表现复杂的行为形态。他们已经有能力更多地猎取动物。现代人就属于智人之列，你、我都是智人。
智人是由直立人进化而来的，对于这一点，两派科学家也没有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不同地区的智人到底是由非洲直立人进化并扩张而来的（见图1–1），还是分别从本地区的直立人进化而来的（见图1–2）？
图1-1　走出非洲假说
图1-2　多地区起源假说
门齿、石器与“邻人遗斧”
基因派认为，世界各地所有的智人都源自非洲直立人进化出的那类智人，而不是各地直立人分别进化出来的。东亚的现代人并不是周口店北京人进化而来的，而是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那么，基因派又该如何解释不同时期的东亚古人类都具有铲形门齿这个不利于自己观点的现象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关于铲形门齿的来龙去脉，我们要回到魏敦瑞的时代，甚至要追溯到魏敦瑞的前辈学者、德国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
海克尔是达尔文进化论在德国的主要推广者，但他一直不认同达尔文的人类非洲起源说，坚信东南亚的红毛猩猩才是和人最相似的灵长类动物，因此认为出产红毛猩猩的亚洲才是人类的摇篮。其实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人解剖了亚洲红毛猩猩和非洲黑猩猩，发现后者的身体结构才最像人类。但海克尔固执己见，这完全是由于他被自己的宗教情怀和政治倾向冲昏了头脑。
在海克尔时代的德国，种族主义思潮盛行，一些德国学者创造出了“雅利安民族”这个概念，他们认为雅利安民族起源于印度北部，是非常高贵的民族，很早以前征服了欧洲，德国的日耳曼民族就是雅利安民族的后代。于是很自然地，优越感“爆棚”的海克尔等德国博物学家认为，人类的起源地应该在亚洲，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他构想了一个“幽灵洲”，认为人类起源于这块大陆，但是后来这块大陆沉入了印度洋底，所以最初的古人类化石很难找寻了。
在海克尔的号召下，很多人动身前往亚洲寻找古人类化石。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医生对海克尔的假说很痴迷，他利用自己被派到印度尼西亚的机会，组织队伍寻找古人类化石。结果运气很好，1891年他真的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发现了古人类的头盖骨和腿骨，这就是“爪哇人”。这下子，海克尔更加声名鹊起了。
魏敦瑞是一位德国犹太人，他显然不会喜欢种族主义的那套说法，但是在科学上，他还是受到了以海克尔为代表的德国学术界的深刻影响，他一开始也觉得亚洲才是人类的起源地。带着这样的思维观念，当他来到北京，面对周口店北京人化石时，潜意识中认为这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古人类祖先，便开始寻找化石与现代中国人之间的联系。在已经知道铲形门齿是东亚人群标志性特征的前提下，魏敦瑞顺水推舟地把周口店北京人的牙齿也鉴定为铲形门齿。
显然，魏敦瑞陷入了一种思维误区，打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他犯了中国古书《列子》所载的邻人遗斧一样的错误。
在那个故事中，一个人遗失了自己的斧子，怀疑是邻居家的儿子偷的。他觉得那个孩子，不论是言谈举止还是行为神态，怎么看都像是偷斧子的人。不久，他在山谷里发现了自己丢失的斧子，回来再看那个孩子，怎么看都不像是偷斧子的人。前后判若两人，不是那个孩子有什么变化，而是这个丢斧子的人心理有了变化。魏敦瑞对周口店北京人的鉴定，很可能出于这种心理。
其实，只要是人类的上门牙，其功能都是撕咬和切割食物，所有的上门牙都会有相似之处。邻人遗斧的思维偏见，误导魏敦瑞把周口店北京人的上门牙鉴定为铲形门齿。
海克尔和魏敦瑞这种“跑偏了”的思维，甚至影响了学者对于此后发现的中国古人类化石的鉴定，比如在云南发现的元谋人化石。
1965年，地质学家在云南元谋一处地层中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和两颗古人类牙齿。1973年，古人类学家对牙齿进行鉴定并发表论文，在论文中，两颗牙齿被认定为左右上门牙，“牙齿像铲子形状，硕大，扁平”，与周口店北京人的门牙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根据这两颗牙齿，元谋人被定为直立人，再根据埋藏地层的情况，元谋人被定为距今170万年前的古人类。与中国境内发现的其他古人类的年代相比，元谋人是最古老的，因此它荣耀地进入中小学教科书中，为广大中国人所熟知。
但是，科学界对此结论存在争议，绝不像教科书上写的那么“板上钉钉”。首先，关于元谋人的年代就充满了争议。
云南地区降雨量大，地层疏松，两颗牙齿的出土地层形成的年代和元谋人当年生活的时代未必一致，牙齿很可能发生移位。中国一位研究黄土的权威院士曾经利用地磁学技术测定元谋人地层的年代，认为在距今60万—50万年前。这个数据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如前所述，直立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大陆，亚洲西部的直立人最早代表—格鲁吉亚人生活在距今180万年前。云南不仅离非洲很遥远，而且自然环境与早期直立人生存环境差异很大，很难想象直立人在非洲出现后不久，于约10万年后就迁移到东亚，并改变了生活习性。
其次，元谋人的牙齿也疑云重重。第一，用两颗牙齿就鉴定出一个古人类，在科学上证据显得很单薄，古人类学家对于头骨化石证据更加青睐。第二，说那两颗牙齿是铲形门齿，也十分勉强。如果观察论文图录中的牙齿图片，在没有铲形门齿概念的干扰下，普通人很难看出铲子形状，甚至很难看出那是两颗门牙。两颗牙齿更像是我们现代人的前臼齿形状。重要的是，两颗牙齿的舌内侧形状也与现代人的铲形门齿不一样，每颗牙齿的中部都有明显的纵向棱。
可惜，在邻人遗斧思维的误导下，元谋人的牙齿被一些学者认定为铲形门齿。进一步推论，既然距今170万年前的东亚古人类就具有了铲形门齿，那么东亚现代人是由元谋人、周口店北京人进化而来的，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还可以了解另一个有趣的牙齿鉴定故事。中国境内最早被鉴定的古人类化石是1922年发现的古人类的牙齿和四肢骨骼，由法国古人类学家发现，地点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萨拉乌苏河畔，这种古人类被命名为“河套人”。对于河套人生活的年代，学者们曾经提出过距今5万—3万年前和距今14万—7万年前多种说法。从形状上看，河套人的上门牙是如假包换的铲形门齿，因此它也被视为化石派的证据之一。
然而进入21世纪后，当年采集的一段河套人股骨分别被送到美国和中国的年代实验室中进行高科技分析。利用最新的技术测定年代，两个实验室的测定结果一致，股骨年代为距今300—200年前。是的，我们没有少看几个零，那段股骨属于一个清朝人，而不是远古人类。另外一件在遗址发现的肢骨被送到了德国的年代实验室，测定的结果是距今2700多年前，属于一个春秋时期的人。
所以，他们都属于东亚地区的现代人类，并不是古人类，他们当然会拥有铲形门齿。
总之，在基因派看来，中国境内那些早于智人阶段的古人类牙齿，都不属于铲形门齿，不能证明中国现代人是由那些古人类进化而来的。
那么，现代中国人为什么会具有世界其他人群所罕见的铲形门齿呢？还是要用基因来解释这个现象。
分子生物学家已经找到了人体内的一个突变基因，这个基因决定了我们的上门牙会长成铲形门齿。而且，他们还能够估算出这个基因最初发生突变的时间，大约是在距今3万年前，也就是智人阶段才出现的，智人之前的古人类如直立人并没有这种突变基因。
根据各地不同人群的基因比较，分子生物学家判断，这个基因突变发生的地点可能位于中国的中部地区。然后，携带这个基因的人群逐步扩散到东亚地区，中、日、韩等国人群的铲形门齿比例都非常高。随着古人类迁徙到美洲大陆，这种突变基因也被传播到了那里，因此印第安人群体中也有非常高的铲形门齿比例。
从进化论的原理上讲，一种基因能够在人群中得到广泛传播，最终成为某些人群中的高比例基因，往往意味着这种基因对于人群的生存和繁衍很有利，因此拥有这种基因的人会留下更多的后代。
可是，拥有铲形门齿能带给古人类多大的生存优势呢？显然，古人类不太可能因为牙齿好看就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生育更多后代。那些东亚和美洲大陆之外的人群为什么就缺少这种突变基因和铲形门齿呢？
真正的原因是，这个突变基因除了能决定我们的上门牙长成铲形门齿外，还会让拥有者的汗腺、皮脂腺、乳腺增加。对，就是让拥有者变得更加“油腻”了。我们体内的很多基因都是多面手，一个基因可以决定人体的很多特征。
在今天的社会里，“油腻大叔”被人鄙视，但对几万年前的东亚古人类来说，新突变出来的基因有利于他们在炎热的环境里排汗降温，当时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气候一度是很炎热的。因此，携带这种突变基因的人群在东亚拥有了生存优势，这种基因逐渐成为东亚人群中的优势基因，比例很高。当然，排汗降温说也只是猜测，科学家还没有完全定论。但他们能确定的是，这种突变基因一定给距今3万年前的东亚人群带来了明显的生存优势。
所以，铲形门齿其实并没有带来什么生存优势，当然也没有带来什么生存劣势。这种牙齿特征只是搭上了基因突变的“顺风车”，跟着有生存优势的特征翻山越岭，传宗接代。
对于化石派的另一个重要证据—东亚石器技术的演化是独立而且连续的，分子生物学家显然就无法用基因来反驳了，毕竟石器不是生物，它们没有基因。对于石器演化问题，那些古人类的石器就摆在那里，石器所显示的技术也摆在那里，人们对它们并无异议。但是，对于技术演化与人类进化的关系，其解释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两派的分歧之处在于，从东亚地区发现的直立人的石器到智人的石器，是不是有技术上的递进关系？如果有技术上的递进关系，是否就能证明，本地的直立人进化成了智人？
第一个问题又有点儿邻人遗斧的味道了。
对古人类来说，他们向远方迁移的时候，肯定不会携带大件的笨重石器，最多携带一些小件轻便石器，而且古人类迁移的过程是十分漫长的，往往要经历很多代，因此很自然地，迁移途中他们会失传一些石器制作技术，当然也会改进一些石器制作技术，使得世界各地的石器技术总会有所差别。对于位于欧亚大陆东端，与大陆其他地区有着高山高原、沙漠荒漠阻挡的东亚地区来说，地理阻隔很严重，石器技术相对独立地发展，与其他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别，也是合情合理的。
另外，在古人类抵达新的环境并长期驻扎下来后，还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岩石情况以及食物类型，对原来的石器制作技术改弦更张，加工出适合在本地使用的石器。
不论是直立人还是智人，他们都要跋山涉水、远行万里来到东亚，然后面对类似的东亚环境，技术的失传与改进、技术的因地制宜改造，在每个时代都会发生。设想一下，就算是一开始远方的智人有着与东亚直立人差别很大的石器制作技术，在这批智人行遍千山万水抵达东亚后，他们的技术也已与出发点或者中途的技术不太一样了，甚至还有可能会因技术遗失太多而出现退化。选择不同的石器特征参数进行比较，人们会很容易发现这批智人的石器与本地直立人的石器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这是真的石器制作技术传承所导致的，还是邻人遗斧般的越看越像所导致的呢？
很难说。
至于第二个问题，基因派学者也挑明观点：“在没有古基因证据的支持下，我们无法证明东亚直立人留下了后代。”
这真是一剑封喉的大招，而且很有道理—最终，我们只能通过基因对比，证明某个先辈与某个后辈有或者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基因派已经拿出了基因证据，证明全球所有的现代人都是生活在非洲的线粒体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的后代，都是由距今约20万年前出现的非洲智人扩散和繁衍而来的，从而否定了亚洲直立人、欧洲直立人进化为现代智人的观点。化石派学者由石器制作技术递进判定本地直立人进化为智人，只不过是一种猜想而已。
于是，虽然关于东亚古人类进化还有争议，但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更多地倾向于认为，东亚现代人并不是东亚直立人进化而来的，因此周口店北京人并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我们的直系祖先应该是从非洲远道而来的现代智人，如果继续上溯，应该是进化出现代智人的非洲直立人。
东亚版“塔岛技术悲剧”
现在，也许我们应该追问一句：“为什么周口店直立人没能留下后代到今天？”他们曾经在50万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在龙骨山上的猿人洞中栖居，足以证明他们是适应本地环境的人群。为什么在距今20多万年前，他们永久地离开了龙骨山，无影无踪了呢？
魏敦瑞曾经提出一个猜想：他根据周口店北京人头骨的特征，认为这些直立人群体中存在着“人吃人”的习俗，类似于近代仍然存在的一些丛林食人族的习俗。有人根据他的这个猜想，引申出周口店北京人的灭绝可能与自相残杀有关。但是，学者们很早就否定了魏敦瑞的“人吃人”猜想，连带着也否定了周口店北京人因自相残杀而灭绝的说法。
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周口店北京人遭遇了严酷的冰期，御寒艰难，生存环境中食物匮乏，最终全部饥寒交迫而死。这个解释有点儿小瞧了周口店北京人的能力。
首先，他们在寒冷环境中生存的能力并不差。如前所述，龙骨山上最早出现古人类是在距今70多万年前，当时气候是比较寒冷的，英国《自然》杂志在介绍周口店北京人的生活年代的那期的封面上，特地印上了“北京人曾经很冷”的大标题。周口店北京人能够人工取火，而且长期生存在中国北方环境，本身就说明了其御寒能力是不错的。
其次，他们是有智商、有双腿的古人类，具有迁徙能力。几十万年中，东亚直立人时而扎根龙骨山，时而离开龙骨山。当周围环境变得不适合生存时，他们会集体迁徙。即使遇到非常严酷的大冰期，他们也可以转移到南方的温暖环境生活，等到冰川消退、气候回暖后，再向北发展。
所以，冰期很难把周口店北京人乃至东亚直立人一网打尽。正如一位古人类学家质疑的那样，冰期对世界各地气候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不至于把东亚直立人都灭绝了，“至少在中国的南部和中部地区不存在典型的冰川遗迹。再说了，生活在那里的大熊猫都挺过来了，人没有理由挺不过来”。
如果基因派的观点是对的，那么东亚直立人到底是如何被“团灭”的呢？
答案可能是，他们遭遇了塔岛（即塔斯马尼亚岛的简称）技术悲剧。
塔岛位于澳大利亚大陆东南方向，与大陆隔着200多千米宽的巴斯海峡相望，面积约有中国海南岛的两倍大。考古学家发现，在冰河时代，塔岛曾经与澳大利亚大陆由冰桥相连。在距今3.5万年前，古人类就来到了塔岛居住。直到距今1万年前，塔岛还一度与澳大利亚大陆相连，之后冰期结束，气候变暖，塔岛与大陆彻底分离，塔岛上的原住民就与世隔绝了，直到几百年前，欧洲航海家发现了他们。
当欧洲人第一次碰到塔岛原住民时，发现他们没有任何类型的骨制工具，比如针和钻；没有防寒的衣物；没有把手类工具；没有鱼钩、渔网、刺矛、回旋镖……几千个原住民分属9个部落，过着原始的狩猎和采集生活，他们用木棍和长矛猎杀海豹、海鸟与沙袋鼠为生。但是考古学家发现，第一批塔岛原住民曾经拥有过骨制工具及其制作技术，可是都逐渐遗弃了。比如在1万年中，他们的骨制工具变得越来越简单，到距今近4000年前，他们再也制作不出来任何骨制工具了。没有骨制工具就不能把兽皮缝成衣物御寒。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哪怕是在凛冽的严冬，塔岛原住民也近乎赤裸，只在皮肤上涂些海豹油脂，在肩膀上搭层沙袋鼠皮。再如他们曾经大量捕鱼吃鱼，这项技术在3000年前也遗失了，当欧洲人让他们吃鱼时，他们感到很恶心。
塔岛原住民也并非没有技术创新。4000年前，他们鼓捣出了一种木筏，是用成捆的灌木制成的，要么由男人用桨划，要么由女人游泳推动。依靠这种木筏，他们可以到邻近的小岛去捕猎。然而这种木筏在海水中浸泡几个小时后就会解体沉没。所以，塔岛原住民无法渡过巴斯海峡，与大陆上的人群接洽。
万年之中，塔岛原住民经历了可怕的技术退化，这就是塔岛技术悲剧。悲剧产生的原因，在于人口规模与技术水平的相互限制。
从原理上讲，一个群体人口越多，掌握各种技术的人就越多，他们彼此之间交流，教学相长，技术的传承和创新就越容易，技术就越不易失传；反之，群体人口越少，技术就越容易失传。万年前被锁在孤岛上的塔岛原住民人口规模小，而且没有与外界的交流，他们无力维持原来的技术水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项项技术消失。
实际上，直立人的境遇并不比塔岛原住民强多少。直立人阶段的古人类从事着较为原始的狩猎和采集活动，他们的群体规模也就在几十人到上百人。如果附近还有其他古人类群体，彼此能够交流，那么许多群体形成的交流网络能够帮助他们维持技术水平不降低；如果周边缺少其他古人类群体，该群体的技术水平就很难保持住，更不用说创新提高了。这就是直立人的石器制作技术革新十分缓慢的原因，在直立人近200万年的历史中，较为明显的石器制作技术进步只发生了四五次而已。
东亚直立人的境况更加糟糕。由于地理阻隔的原因，在距今100多万年前直立人幸运地闯进东亚后，他们就不幸地陷入了“东亚塔岛”里。东亚直立人就好像生活在更广阔的塔岛上，很难与其他地区的古人类进行技术交流，只能独立发展。东亚直立人一直沿用着最初带来的第一模式的石器制作技术，技术部分失传，也有一些创新，与东非、中东地区风起云涌的多次石器制作技术革新相比，东亚直立人的技术一直很粗陋。
技术的粗陋又反过来限制了群体规模，采集和加工食物的能力弱，就难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每个东亚直立人群体只能维持很小的规模，导致东亚的人口密度太小。群体规模小导致不同东亚直立人群体之间的交流变得很困难，又限制了技术的交流与发展。
就这样，东亚直立人长期陷入简陋的石器制作技术和弱小的群体规模构成的低层次生存状态中。可以设想，他们中的很多群体可能就自生自灭了，一次不大的严寒、洪灾或疾病就能够摧毁他们。古人类学家曾发现过一个现象，中国境内缺乏距今10万—4万年前的古人类遗迹。这说明东亚直立人艰苦卓绝地生存了百万年后，到那个时期要么已经全都灭绝了，要么就只剩下微不足道的少量人群，连一点点遗迹都难以留下。
除了塔岛技术悲剧外，东亚直立人很可能还长期挣扎在功能性灭绝的边缘。所谓功能性灭绝，是指种群规模不足以维持繁衍。其原因之一是过度依赖近亲繁殖导致致病性基因遗传乃至暴发。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对一个50人左右的直立人群体来说，男女各半，直立人的平均寿命不足30岁，因此同一时期整个群体中能够生育的男人和女人也就各有10个左右。如果这个直立人群体与外界没有基因交流，几代之内，群体内所有人必然都是很近很近的亲缘关系，近亲繁殖不可避免，个体基因趋于一致，致病性基因很容易就摧毁整个群体。要避免功能性灭绝，就必须长期保持群外婚，与其他群体广泛进行基因交流，从而避免近亲繁殖带来的致病性基因暴发。
就算是有少量的直立人苟延残喘活到了几万年前，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发现东亚大陆闯进来了新的人群—现代智人，面对人数众多、武器先进的现代智人一拨又一拨地掠过原野，一小撮直立人毫无竞争力，要么轻易地被消灭，要么因食物来源被智人抢占而走向衰亡。
打不过智人，难道直立人就不能加入智人吗？如果真有直立人融入智人的社会，那么他们也有机会把自己的基因遗传给今天的我们吧？
遗憾的是，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东亚直立人与现代智人（以及他们的祖先非洲直立人）之间，至少在几十万年中是各自进化、没有杂交的。于是，两者之间产生了生物学家所说的生殖隔离。面对少量的直立人邻居，智人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把他们当作人，而是当作另一种猴子、猩猩。这么说也许太歧视直立人了，其实反过来直立人也未必把智人当成人。几十万年的生殖隔离一方面会造成两者无法在身体上进行杂交，另一方面会在行为意识上牛头不对马嘴，彼此不认为对方是同类。
前面那位古人类学家说，“大熊猫都挺过来了，人没有理由挺不过来”。其实大熊猫能挺过来，从科学上讲是因为它们没有遇到一大批呼啸而来的“新熊族”。假如有一个新熊族群体规模更大、生存能力更强，与大熊猫争抢山岭生活环境，还不把大熊猫当成同类，大熊猫恐怕早就没有机会到今天卖萌了。大熊猫只是运气比直立人好一点儿。
好，让我们回到周口店北京人身上吧。在距今23万年前他们永远地离开了龙骨山后，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答案是，要么他们自生自灭了，要么苟延残喘到智人席卷东亚的时候，被智人消灭了。
东亚大地的祖先往事，将由从非洲而来的现代智人继续书写。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尊重祖先的族群，所以周口店北京人和龙骨山承载了中国人对于祖先的深厚情感。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发掘与研究的最初几十年，正值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中华大地一步步沦陷敌手。从一定意义上说，周口店北京人的考古证据，成为那个时代维系族群微弱血脉、鼓舞全民浴血奋战的无与伦比的“圣物”。它们如同黑暗中的火光，照耀着苦苦抗争的人们的心灵，激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
早在周口店北京人化石发掘之前，学术界中有关现代智人起源地的争论就已然火热。在周口店北京人化石被发现之后的近百年，“周口店北京人是不是中国人的祖先”这个问题总会引发学术界与公众的广泛讨论。
其实，不论答案是什么，都丝毫不会改变我们对于周口店北京人的深厚情感，因为他们已经化身为中国人孜孜追求的科学真理之火，在北京人学术研究中坚持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将让中国人触摸到科学本质的光华，将让中国人享受科学发现的乐趣。
哪怕周口店北京人不是我们的直接祖先，我们仍然珍爱他们的一点一滴。
小贴士　北京人到底吃不吃人
魏敦瑞在1943年发表的专著《中国猿人之头骨》中，抛出了北京人“人吃人”的观点，他认为北京人“猎取他们自己的亲族正像他猎取其他动物一样，也用对待动物的同样方式来对待他的受害者”。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古人类头骨，但是出土的古人类肢骨相对少得可怜。魏敦瑞认为，这种现象显然不可能用水流冲走、食肉动物猎食等自然因素加以解释，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北京猿人有埋葬故去亲人头骨的习俗。因此，猿人洞中大量出现的北京人头骨，很可能就是远古“猎头族”的战利品。
此外，魏敦瑞还注意到，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中多见头盖部分，却几乎没有见到头骨底部与面部的骨骼，这与人类头骨的正常情况严重不符。与此同时，在北京猿人头盖骨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件肢骨之上，魏敦瑞还发现了一些可能是远古人类取食脑髓或骨髓时所遗留下来的破损痕迹，北京猿人下颌骨的断裂特点，似乎也暗示着它们因遭受人力砍砸而发生了破碎。
总之，根据北京人化石的种种特征，魏敦瑞认定他们是非常残忍的“猎头族”。
他的观点引发了人们长久的争论，几十年中，中外多位古人类学家都曾提出过反对意见。到1985年，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宾福德根据现代埋藏学的分析与研究，否认了北京人同类相食现象的存在。宾福德认为，魏敦瑞当年所谈到的众多支持北京猿人同类相食的证据，都可以用埋藏学的原理重新加以解释。
简单地说，北京人已在地下沉寂了数十万年，其间不免遭受各种自然力量的破坏和扰动。与埋藏前相比，北京人在被发现之时可能早已“面目全非”了。
宾福德列举了几个证据，以表明他的观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人类肢骨上出现的纵向裂纹，并不是魏敦瑞所认为的受重击导致的，而是一种骨骼风化作用的产物；魏敦瑞当年辨识出的两件被火烧过的北京人骨骼，曾被视为支持同类相食的重要证据，其实它们只是土壤中的矿物污染导致的假象；猿人洞中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显示了一种奇特的“断裂”，魏敦瑞认为这是人力作用的结果，但是现代埋藏学的经验证明，这只是下颌骨的薄弱部分在压力作用下或移动过程中产生的常见现象；北京人的所有头骨都缺失面部和颅底，魏敦瑞认为这是北京人取食同类脑髓的结果，其实埋藏学的研究表明，这些部位的骨骼较为纤弱，在各种外力作用下极易破碎而缺失；魏敦瑞认为存在于北京人头骨上的大量擦痕、刻槽和凹陷，都是人工作用的产物，而从埋藏学角度看，头骨被埋藏后的自然过程，同样可以对人类头骨产生类似的改造……
此外，宾福德还发现其中一件北京人头骨上有食肉动物啃咬过的痕迹，从而说明至少食肉动物也可能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人类头骨的主要收集者之一。如果某些北京人曾经遭遇不测，他们可能并不是被残忍的同类杀害的，而是被周围凶猛的食肉动物猎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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