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哲学/历史解读/诸子百家/思想史/学术争议/网络写作/
本书是对孔子、孟子、庄子、墨子、韩非、苏秦、孙子的一次充满力量的解读。文章诞生于网络，不拘学院套路，另开阐释法门，演练了一场先秦诸子与当今社会风气相互激荡、生发的实验。2007年结集出版，曾引起轩然大波。后作者又增加《孙子》新议，厘清三大著名误读，尤其重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屈”字本义，一举撼动两千年《孙子兵法》阅读史。

序

李学勤（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是一本见解独特、语句犀利、才气纵横的书，相信大家读后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这本书的标题《思想门》，在我心中激起了深深的忆念之情。
书的作者黄坚先生与我相识未久，他的叔父黄宣民先生则是我多年故交，长期一起从事过思想史研究工作。熟悉我的朋友都晓得，1953年冬我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转到历史研究所，其后一直到”文革”降临，都是在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身边。侯外庐先生是中国思想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他在历史研究所设立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组，后称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当时侯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国思想史纲》等专著，就是在这个研究室完成的。

侯外庐先生十分重视吸收青年后进，研究室的人员逐渐增多。开始时大都从其他单位调入，随之有新毕业的大学生，后来均成为思想史学科的专家。黄宣民先生是1959年自中山大学来的，不久侯先生便发现他学习努力，思维明晰，并且文笔清通，于是按照侯先生自己特有的培养方法，在安排任务中陆续加强工作量，使他很快成长为研究骨干之一。尤其是到拨乱反正以后，侯先生因”文革”时的不幸多年卧床，不少文章都由黄宣民先生提供协助。他接替侯先生任思想史研究室主任后，更是全力投入，成绩显著。

黄宣民先生于中国思想史上下贯通，最后特别关注于明代的泰州学派。1991年，他亲往江西永新访书，在颜学恕先生处获见泰州学派颜钧的遗集。经他联系，这部孤本得由历史研究所收藏。他对该书做了整理研究，撰写出专门论文，同时加以校点，于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对泰州学派研究的重要贡献。记得他当时对我讲，计划继续研究该学派另一代表人物罗汝芳，我也屡次怂恿。不过，那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好，竟终于没有达成宿愿，这是我近些年来想起就惋惜叹息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我知道黄坚先生也爱好思想史，而且写出了这本《思想门》时，是多么感觉高兴。
黄坚先生告诉我，他以《思想门》作为书题，取义于罗丹的雕塑名作”思想者”，而”思想者”原为群雕”门”的组成部分，”这是思想与门最形象、也最有名的一次结合与分离。思想是一道门，先秦诸子是中国思想的第一道门。”我很赞同这段话的寓意，愿有更多的人通过这道门而登堂入室。

作者自述：
这世上所有的思想、言行，转个角度，都有可能成为那个民间笑话的翻版和靶的。笑话是这样的：在一座安静、偌大的院楼，两位成年男子，正在正襟危坐探讨地球上最严肃、最重要的话题；突然，护士走过来厉声喝道：放下！谁叫你们把电话号码本拿在手里玩的！

第一次看到这个笑话的人，往往会”哄堂大笑”，但很少有人想到，那两个疯子的对话，至少对他们俩来说，也许还真是既严肃，又重要的。
–黄坚
书评：铁划银钩
胡少卿（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这是一本充满内在紧张的书，它的弦绷得很紧。读至最后，竟然有如释重负之感。作者黄坚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四十岁出头，这个年纪的男人一般都已经被拴进”名缰利锁”，动弹不得，而黄坚居然可以埋头研读诸子百家。

在一个高度科层化的社会里，一个人可以不为了讲课、评职称而写这样又长又艰苦的文字，这多少有点令人诧异。黄坚写这些为了什么？他的文字充满战斗的力量，辩驳的激情，他是不是沉迷于一种思维的乐趣？一切历史只有作用于当下才有意义，历史也只有参与到当下才成其为历史，如果不是和现实挂钩，我们对历史哪来那么多的热情？如果历史仅仅是要腐烂的尸体而不孕育着新生，那就让它永远消失好了。我想，黄坚对两千多年前的往事的急切辩白毫无疑问是有他的现实关怀的。

历史在国人眼里，往往被”漫画化”，历史人物不是远远大于他们自身，就是远远小于他们自身，而黄坚采取了一种”贴近”的态度。在他笔下，历史人物和今天的人物一样，有类似的困境和复杂性，孔子、孟子、庄子、墨子、苏秦、韩非都像我们身边的朋友一样复活了。我无法忘记他描述苏秦说：一个失意的小青年躲在小黑屋里苦闷；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前倨后恭”这个典故的注意，是啊，这个小青年和他嫂子的这种尴尬难言的关系，究竟导向何等生活的秘密呢？他说，研究一个人，不仅要看他写了什么，还要看他没写什么。一个思想家的秘密也许就隐藏在这种”挑选”中。这正是他读庄子的出发点。这让我想起有人对卡夫卡日记所作的一个观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天，卡夫卡的日记里写下了寥寥几个字：”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

黄坚曾经引用海子的一句诗来说明自己：”顺手摸到的东西越少越好。”这是一种在无限增殖的社会氛围中做减法的生活态度。黄坚说他持续从三个人那里获得灵感：海子，崔健，周星驰。这三个人都是他的同龄人。这三个人并列在一起，初看有点奇怪，细看却觉自然。他们都是那种不老的、内心涌动着激情的人。我很少看见有超过40岁的人还如此表白对于海子的喜爱–这个年龄的人按理是应该”中年写作”的。

黄坚的文字是坚硬有力的，但并不干枯，酷似那种身材极好的女子。他喜欢用破折号，这个符号的形象配合他的文字风格，总使我想起”铁划银钩”。黄坚的书是那种越品越有味道的书。它会持久而安静地呆在书店一角，默默召唤着它的同类。

第一部分：走进《论语》，换个角度看孔子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人心里，也应有一千个孔子。
童心未泯、风趣搞怪的孔子
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 阳货》）
这是《论语》全书，很少有的，让人忍俊不禁的一章。大意是，一个名叫孺悲的人来找孔子，这人以前跟孔子学过东西，但那天孔子不知什么原因，不想见他，就指使门人说，就说我病了，见不了他。门人走出门去，正准备传话。嘿，孔老先生竟然在屋里把瑟拿出来，一边弹奏，一边唱将起来！–故意让屋外那家伙听到，我不但在家，而且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不想见你。

孔子是个内心充满热情的人，也是一个风趣，会出其不意搞搞怪的人。终生怀抱理想的孔子，一生到处碰壁，但孔子总能从失败的阴影中甩脱出来，时不时让自己，也让身边的朋友快乐一下。

有一次，孔子和弟子在路上碰到一个隔壁邻居，那人对他大喊大叫，说：”孔子你可真了不起，你学了那么多玩意，你究竟会什么呀。”孔子一听，歪过头来，对弟子说，”是啊，我会点什么呢？驾车呢？还是射箭？我还是驾车算了。”2–那语气，神态，立马浮凸出一股周星驰、吴孟达式的俏皮和谐谑。

还有一次，孔子在路上–孔子总是在路上，他安安静静呆在屋里的时间不太多–遇到一位故人，叫原壤。这是个不太讲究的家伙，看见孔子过来了，却还蹲在地上等着。你知道孔子是多讲究礼貌的，见原壤这么没有形象感，就冲他说教起来，”小时候就不好好待家人，长大了一事无成，年纪一大把了又不早点死，你整个就是一祸害！”这话听上去，确实刻薄，甚至恶毒了点。然后，更为传神的，是”以杖叩其胫”，孔子用手中的拐杖，轻轻敲打原壤的小腿，使他无法继续蹲着，终止了那不雅的姿势。

我把这，看成是孔子对一位老友特别的致意方式，否则，孔子的形象就有点”双重暴力倾向”了。但朱熹的的官方教科书–《孔子集注》，却正是这样注释的。3
孔子没事的时候跟人唱歌玩，唱得兴高采烈，他一定得让人家再唱一遍，然后自己跟着唱。4
孔子并不喜欢那帮年纪轻轻的弟子，成天对自己一副恭敬拘谨的样，为此，他时不时地来一句让人”丈二金刚”的话，接着就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解释：开玩笑，开玩笑。比如，他对子游说过，割鸡焉用牛刀，弄得子游很是迷惑。5又对颜渊说，如果你是老板，我就给你打工。6他还说过，假如能发财，替人驾马赶车也愿意干。–随即又补一句，如果发不了财，那还是干回自己的老本行。7

孔子就是这么个人，平时看上去挺庄重肃穆的，一疯起来，比谁都更能嘻嘻哈哈。在所谓周游列国，其实就是流亡途中，听到有人把他形容成”丧家之狗”，老先生笑了，说，比得真像。8

现在不少地方，计划着要建孔子文化广场，要塑孔子雕像，有的已经塑好立起来了，基本都是庄严肃穆，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让人看了甚感雷同乏味。为什么不可以塑一些快乐、风趣的孔子像呢？即使塑成像某些百货商店里的那些黑人模特，笑得简直夸张到极致，也不是不可以的。

言不由衷，言行不一、性格冲动的孔子
孔子很看重人内心的诚敬，也深知言语跟一个人内心的关联，所以他说，”言思忠”，9″言忠信”。10意思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应该怎么说。但孔子其实是个心理因素不太稳定的人，情绪不好时，他也会言不由衷，甚至听上去，还有点阴阳怪气。

有人问孔子，说你怎么不从政呢？孔子从佶屈聱牙的古《尚书》，拖出一句让人似懂非懂的话，什么在家对兄弟好点，也是从政，说，这就是从政，你说什么是从政？！11–孔子是一门心思想从政的，但到处碰壁，受冷遇，这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孔子自然没有好心气，干脆气呼呼胡说一通，把他给打发了。

有一回，冉求下班后，来看孔子。–当时冉求在鲁国当权者季氏家任职。孔子对冉求有些偏见，还曾公开号召，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
12其实，冉求并没有对不起老师的地方。–孔子问，怎么这么晚才来啊？冉求回答：有国家政事。孔子接话道，不是国家政事，是季氏家的私事吧？我现在虽然不参政议政了，但有国家大事，我能不知道吗？13这话怎么听，怎么有股说不出的怪味儿。

这就是孔子身上的文人小毛病，情绪不好，心里有话不明说，偶尔使个小性子。但跟这比，孔子的言行不一，更让人印象深刻。
孔子有句名言，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14即使在今天，使用率也颇高，但实际上，”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15孔子一生，正儿八经的从政经历，不足四年，但他所到之处，回回都以政治热心人士的身份出现。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已年逾七十，当他听说齐国的陈恒杀了齐简公，竟然特地沐浴一番，登朝，要鲁国出兵讨伐比鲁国强大许多的齐国。16–那时的孔子，已离退休多年，早已不在其位。

《论语》开篇首章有一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7这样意思的话，孔子说过好几次。孔子，要说世人都不知道他，肯定不是；要说世人真的明白他，好像也不是。处在知与不知之间的孔子，本来就不是个心境平和，情绪稳定的人。于是这种尴尬恼人的处境，难免有时让夫子口出怨言，甚至产生近乎邪僻怪异的冲动。

有一回孔子向子贡感叹，”莫我知也乎！”子贡问，您怎么这么说？孔子回答：我不怨天，也不怪人，我辛辛苦苦靠自学，弄懂了高深的道理，知我者其天乎！18–说是不怨天尤人，一股怨气已扑鼻而来。

还有一次，还是子贡在身边。孔子又感叹：唉，我真的什么都不想说了。子贡应道，您要是不说，我们将来怎么跟人说呢？孔子又像回答，又像是自言自语：天说了什么吗？春夏秋冬，百物生长，天说什么了？19

尼采在极其孤独中将自己比喻为太阳，孔子在世莫我知中，想到了天。躁郁苦闷，让中西两位相距遥远的哲人、思想家的心境，在痛苦的人生轨道上，奇妙地接近了。
有两件很相似的事情，让后人看到了这种寂寞、烦闷对孔子的影响，和孔子性格中隐藏着的冲动性一面。
先是鲁国国内一个名叫公山弗扰的，原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因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叫革命也好，叫谋反也罢，总之，”以费（地名）畔”，算是来了一场城市暴动。大旗一举，公山”大王”也就有了人才的渴望，他想到了孔子，召。孔子呢，还真动了心，准备前去投靠。好在这场有点”恐怖”的闹剧，被忠勇耿直的子路拦阻了。事后孔子说，哼，只要有人用我，我一定不让他失望，我定能帮他搞得像周朝一样。多像梦话。20

另一次，是晋国的某位大夫，也弄了块”二龙山”的地皮，扯起了反旗，”佛肸以中牟畔”。当时孔子正在周游列国的流亡途中，听说佛肸想叫自己过去帮手，居然又动了心，结果还是被子路给搅黄了。这回老夫子很有些情绪，冲子路说，他是反贼怕什么？不是有种坚固的东西，怎么磨也磨不碎吗？不是有种洁白，怎么染也染不黑吗？难道我就合该像只匏瓜，光挂着，不能吃？21

这已经不是梦话，而是昏话了，还夹杂着一股不管不顾的孩子气。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就这样应验在”中庸之道”和”君子固穷”的孔夫子身上。
孔子的城府之语
生当乱世，人心离散，讲好的事情转眼就变，绵延、固定的传统，也可以一言而弃（《国语 鲁语上
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有：”我为宗伯，……何常之有！”的断喝。）活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中，就是一头傻瓜，经过七撞八碰，额头满是沧桑后，也早该有了几分醒悟。孔子一生”一以贯之”，”知其不可而为之”，还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2这样听了会让人”怦然心动”的慷慨陈词。但孔子并不是一意孤行的莽汉，他曾讥讽子路说，空手斗虎，徒步过河，我是不会干的，”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23

所以，73年起起伏伏，跌跌撞撞，冷雨暖风，孔子在给后人留下一些”漂亮外套”的同时，也没忘记留下另一些冷硬实用的”里子”，我们权且称之为孔子的城府之语吧。

像”小不忍则乱大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样的熟语，已经彻底融入了现代生活和日常用语，不必赘述，倒是另一些不太面善的句子，值得把玩一番。
子张学干禄，就是问怎样才能在政府部门多捞点月薪、奖金。孔子直言相告，不懂的要知道的多一点，没事别乱说话，没事也别瞎折腾，这样说话不会太唐突，做事不会太后悔，钱就能多多赚到手了。24

人与人交往，言谈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有时一言不当，前功尽弃，因此，孔子很看重说话，对怎么说话，很有些真知灼见。
比如：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 季氏》）意思是，没轮到你说，你却抢先说了，这就叫躁失；说话不看人脸色，简直就是瞎子啊！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
卫灵公》）该说的话，你没跟人说，这是错失了机会；不该跟他说的，你说了，这就是说错了话。一个聪明人，既不应该错失机会，也不要说过了才知道后悔。
子曰：贤者避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
宪问》）生逢乱世，要闪；这城市治安不好，闪；发现人脸色不对了，赶紧闪；觉着对方语气有变，话里有话，话不投机，快闪！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
宪问》）社会（具体说，可能是指城市、政府内部）都按游戏规则行事，你说两句怪话，有点怪癖，没什么大不了（像现在的李敖）如果全都不按牌理出牌，上午不知下午，今天不知明天，那你就得当心了。装装疯，卖卖傻，可能没人理你，但牙口一定得咬紧了，说话千万要低调，要会装孙子（阮籍、刘伶悟到了，嵇康没有）。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论语
颜渊》）该说的说，见有不对，也说他两句；但说过就是，千万别太固执，自讨没趣。后来子游把孔子这话精炼为：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
里仁》）意思还是话多招人烦。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
公冶长》）愚不可及，现在是句骂人的贬语，在这，是句赞语。宁武子时机对头就显露才智，时机不对就装傻。他的才智勉强能学，他那装傻的本领，可真是学不了。
后面还有一大堆。
大意都是，怎么做，才能跟人把关系处好，才能活得安全无恙，还有点滋润。
所以，谁要认为孔子只会讲仁义道德，只会讲礼义仁智信，讲温良恭俭让，那就是步入了”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区。而且，要真是那样，估计孔子的三千弟子，一夜之间，就会散了一大半。

政治，孔子一生的心结
现在介绍孔子，通常的写法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提及孔子为政治家的，不多。
钱穆在《孔子传》序言中说，”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与其教育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业次之”。
这种论孔子先教育后政治，甚至只讲教育，不谈政治，隐含的也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规则。孔子在教育上的成就和地位，世人皆知；孔子在政治上汲汲一生，失败而归，也已是历史定论。但若以此得出：”孔子之政治事业，则为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部分”，好像孔子55岁的”高龄”，领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14年间，吃尽苦头，险些丧命，原不过是一堂时间稍长的野外实习课，这就于事实不符。

客观地讲，政治不但不是孔子的教学之余，反而教学应该是孔子的政治之余。政治，是孔子一生事业的主轴，也是孔子一生难以却怀的心结。孔子几次戏言，一会儿要”乘槎浮于海”，32一会儿要”居九夷”，33还有”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论语 子罕》）的心声吐露，都是内心底处，政治实践渴望的强烈折射。
只要略一浏览司马迁的《史记
孔子世家》，就能看出，孔子并不单是一个好的教书先生。孔子曾经是一个颇为杰出的政治家，称得上政绩卓著，一度官至鲁国代理宰相。孔子还是一个懂得”文事者武备，武事者文备”
35，颇有侠义风采的外交家。一个激进的、动真格的改革派。一个直接指挥过战斗，并取得战场胜利的前敌指挥员。虽说史迁的笔墨，难免有所放大，但绝不可能凭空杜撰。
然而，造化弄人。
也许恰恰就是这四年的辉煌经历，将孔子导引上了一条痛苦的人生不归路。
真实的孔子，应该是个急性子。章太炎说他”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的原话，是”三月无君则吊”，意思都是闲居三个月，孔子就心神不宁，寂寞难耐了。《乡党》中有一笔传神的描写，说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听到国君召唤，没等车备好，就急冲冲地出门。这样的性格，显然并不适合从政。”圈内人士”不过略施小计，孔子就敏感地自动辞职下岗了。

从此，孔子就在卫、曹、宋、郑、陈几个小国之间转过来，转过去，始终都是不如人意。为了实现心中如火一般的从政理想，孔子明明知道卫灵公”无道”，还是在卫国呆了最长时间。期间为了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又被子路疑心，只好有些狼狈地对天发誓。36后来，林语堂编了出《子见南子》的独幕剧，好像把这弄成了孔子的一段绯闻。说到底，都是政治惹的祸。

《论语》中，谈个人修养（包括学习、理想）和处世之道外，孔子谈政治的条目最多。如果把个人修养中涉及政治的加在一起，《论语》全书超过一半，甚至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与政治有关。其中《乡党》的几段描写，尤其让人过目难忘。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面色红润；喜气洋洋；作揖打拱；疾步如飞；正襟危立；面色紧张；双脚抓地；心情舒畅。这简直就是一部孔子从政职守表情的新闻纪录片。蒙太奇似的镜头转换，层层递进的情节，刻画精微，细腻传神，栩栩如生，宛然在目。

但是，据朱熹《四书集注》所注，孔子平生并没有这些经历，故”疑”使摈”、”执圭”两条，但孔子尝言其礼当如此尔”。
原来统统不过是孔子的南柯一梦。
性急，敏感，加上不肯放弃而又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主义，使孔子终生徘徊在春秋末期的政坛边缘。
孔子完美不如颜渊，立功不如子贡
孔子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向社会广开教门，只要拎一块干肉来的，没有没教的。如此低的入学门槛，跟如今社会形成鲜明对照，也为孔子招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源，”弟子盖三千焉”。

三千弟子，颜渊首屈一指。
颜渊因孔子的一句话而名传后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乐”。但也可能因这句话，而被后人误解，以为颜渊就是那种”高分低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这是极大的误会。如果把涉及颜渊的书籍中的片言只语全都拾掇、拼合起来，我们就能复原出较为完整的颜渊，这是一个完美的形象，一个沉静、内敛、理想，有着自觉自愿牺牲精神的形象。如果非要把孔学说成孔教，那可以说，在所有跟孔子有关的人中，包括孔子本人，唯一具有宗教感，具有最纯粹意义上的宗教精神的，只有颜渊。章太炎发现，诙谐寓言的庄子，有事没事就拿孔子开个涮，但一说到颜渊，立刻收起了玩世不恭的口气，以近乎恭谨的笔调，表现出对颜渊的敬意。孔门最为杰出的成功人士子贡，用”赐也何敢望回？”的句式，表达了对于颜渊的谦逊。孔子更是对颜渊赞不绝口，视之无与伦比。37如此完美的人格，正是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首篇中的名句”因为美无非是
可怕之物的开端”，所形容的天使。在颜渊的身上，有一种与拉斐尔、济慈和诺瓦利斯极为相近的人格精神，他们都死于30岁上下。天使是不能长驻人间的。
孔子对颜渊那句近乎惨无人道的教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绝不可能对第二个人说的。如此高难度、已接近临界状态的标尺，其实反映了颜渊内心修养的张力程度，但也许正因为这种对于完美的过分追求，要了颜渊的命。

假如把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放在一块，平等地来评选个人心理素质与道德修养的得分，估计孔子最多只能挤进前五名。至少，那个说”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的闵子骞，38要排在孔子前面。仲雍、曾子、子游等，都可能排到孔子的前面去。

孔子与他那众三教九流，龙蛇混杂，老中青三代同堂的弟子，远观近瞧，都有点像刘邦与韩张萧，像刘备与关张赵孔明，还有点像宋江和一百单八将。这样的师生关系，孔子之后，绝迹了。

子贡是孔子在外流浪14年的最大收获，也是孔子晚年的”机要秘书”。如果说颜渊是”完美版孔子”，是孔子精神的化身，那子贡就是”实践版孔子”的成功代表。中国古人说君子立德、立功、立言，子贡在这三方面，均无可挑剔，尤以立功为卓著。司马迁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俨然是战国后期苏秦、张仪的祖师爷。孔子死后，子贡成为理所当然的”大阿哥”，别人都是守孝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子贡有高傲的气质，却以谦逊的姿态，从老师那学到了精粹的知识。子贡是所有孔门弟子中，最没有酸腐书生气的。有话明说、直说的子贡，死后没有薪火后继，反倒是孔子有点瞧不上眼的”参也鲁”的曾子，40成为孔门衣钵的传递者。

《论语》中唯一有喜剧色彩的子路，与其说是孔子的弟子，不如说是孔子的朋友，李逵与宋江式的朋友。
冉求可能是孔子知名弟子中，最没有宗教感，甚至没有一点精神追求的人。他学习的目的，就在于让自己，也让自己的朋友，生活得好一点，也确实学到了够用的本领。冉求是个袭人式的人物，他事孔子恭敬如父，但孔子就是不感冒他。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有时想想孔子的一生，也真挺有意思。
孔子出生贫寒，3岁丧父，17岁前丧母，除了一个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哥哥，叫孟皮的，没听说他还有别的亲人。如此艰难、破碎的家境，孔子是怎么开始他的学习生涯的。他跟母亲的十几年共同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经历和图景，这对一个单亲家庭男孩的成长，非常重要，但却无人能道其详。假如孔子母亲真在他17岁时去世，那孔子19岁的结婚，就多少有点不孝的嫌疑。问题还在于，凭什么这时的孔子，已经名声在外，以至于婚后第一年，20岁的孔子当上爸爸，就在儿子出生的那天，孔子收到鲁国国君送来的贺礼，–一条由鲁昭公亲自钓起的鲤鱼。41孔子唯一儿子的名字，即来源于此。

没人说得清孔子的早年生活，这对于我们今天大谈特谈孔圣人，其实非常重要，也就非常惶惑。《论语》，或者其它什么经书、史书，始终不见关于孔子家庭的介绍、叙述。一直活到孔子67岁那年才去世的原配夫人亓官氏，压根儿就没露过面。就连有一次孔子病很厉害，性急的子路，已经在张罗老师的后事，42也没写到师母那时在哪。孔子，或者说所谓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多么的重视家庭啊，然而除了知道孔子生了孔鲤，父子俩有一次庭对，43孔鲤死于孔子之前，鲤生子思外，孔子的家庭情况，几乎一片空白。另外，当孔子领着一帮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弟子，周游列国，这些年青人是怎么平衡这种漫无目的的流浪，和孔子”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教训的？莫非他们都是一群孤儿？

在这种基础上谈论孔子，要做到不盲人摸象，不两小儿辨日，难。
更让人猜想联翩的是，孔子，一个贫寒子弟，怎么对政治，对从政有那么强烈的趣向，终生不渝。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
卫灵公》），这名恐怕不是学问之类的名吧–这名他老早就有了。孔子临终前，对身边的子贡，以一种极哀痛的语气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45这个宗字，包含的，也是一股浓浓的政治情结。在孔子之前，固然有不少名士，如百里奚、管仲，都是暮为奴役死囚，朝为廷臣宰相，但好像没见过孔子这样，一个劲地朝政位冲击的底层贫民。
而孔子所处的时代，与他个人的人生遭际，也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和象征意味。从西周末期开始，”周家大屋”就摇摇欲坠、嘎嘎作响地要散架。父子对杀，兄弟屠戮，早已是稀松平常事。但跟孔子之后的墨、庄、孟时代相比，更别说跟荀、韩、屈原相比，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其实还可以说是一个古典文雅的时代。那是一个车战的时代，骑兵尚未出现。孔子哪里能想像得到，200年后白起长平坑卒，一埋就是40万的惨烈！所以，孔子偶尔还有悠哉游哉之心，还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浪漫幻想。然而，毕竟天色已晚，历史的黄昏已经降临。

另一方面，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46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47

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孔子的言不由衷，言行不一，冲动、敏感与中庸之道，激情与颓唐，理想与世故，都是矛盾的体现。正是这种错综复杂、内心与环境的矛盾，形成孔子丰富，凝结着智慧之光的思想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真实，自嘲，活生生的孔子。

第二部分：激情孟子，中国传统文化的英雄还是祸端
虽千万人，吾往矣。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是个很不好说话的人
孟子，文章写得很漂亮，但人，却着实的不好说话。
《孟子》开篇第一句，是梁惠王以一种美国式的招呼，对孟子表示欢迎和发问；但孟子显然是有备而来，一挥手，就把老朽的梁惠王挡到了一边。紧接着就是一阵噼里啪啦、义正词严的说教。最后，以一个干净利落的太极八卦收尾句式：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结束了自己在魏国的初次登台亮相，和跟梁惠王的第一次会晤。

一遍《孟子》翻阅下来，我怀疑这个梁惠王，还有《孟子》书中写到的那几位大小国王–隐身不见的齐威王和纯属一流氓的宋君偃除外，全都有主动受虐的倾向。这不，刚被孟子教训完，梁惠王的受虐瘾又上来了。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这个白痴般的梁惠王，大概属于那种典型的没事找抽型。你想孟子能对他说出什么好听的话？从《诗经》说到文王，从文王说到亡国之君夏桀，连那句古老著名的反动标语：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都拖出来了。扫兴的话听过，这么恶毒的扫兴的话，只有孟子说得出。

孟子在魏国这么说话，到了齐国，照样让人下不来台。齐宣王，战国时期最多稀奇古怪故事的国王，钟无盐、滥竽充数、稷下学宫等经典掌故，都跟他有关。齐宣王对孟子倒也算恭敬客气，但孟子显然不满于此，孟子的目标是要行王政，齐宣王没有能力（或不愿）做到，孟子便一肚子不平气。某日，孟子以惯用的擅长手法，设套一步步引诱齐宣王”入彀”：有人外出，把老婆孩子托给朋友照看，回来时看到老婆孩子饿得皮包骨，冻得瑟瑟发抖，这样的朋友该拿他怎么办？齐宣王说：绝交。孟子又问，最高法院的法官，管理不了县乡里的法官，该怎么办？齐宣王说，撤了他。孟子又问：那如果国家治理不好呢？齐宣王扭头向天，王顾左右而言他。1

孟子跟谁说话，都是这般剑拔弩张，锐气逼人。如果他偶尔不说话，沉默起来，就更让人忐忑不安。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王驩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孟子
公孙丑下》）
这里的王驩，是齐王宠信的一个亲信，正派的孟子最看不上眼的，就是这种人。俩人同到滕国去吊孝，回来的路上，孟子愣是对作为公差副手的王驩一言不发。同行的弟子公孙丑，大概觉得这气氛实在憋得人难受，也有点看不过去，就问老师干嘛对副使一言不发。孟子怎么回答：这不什么事都结了吗？我还说什么？这口气，这个性，这脾气，能不把人噎死？

孟子在齐国费尽心机，折腾一番，全被齐宣王这个无厘头国王，嘻哩哈啦化于无形。孟子知道一切都白费了，收拾行装，离开齐国，回家。途中，孟子在宿这个地方，连住了三晚–他在等齐宣王回心转意，请他回去。结果，齐宣王没等来，等来一个懵懵懂懂的后生仔。这后生仔大概觉得孟子还算是个人才，准备替齐王劝孟子回头。谁知正襟危坐，说了半天，孟子靠在茶几后面睡着了！青年很生气，孟子起身，引经据典，一顿连教训带解释，把个多管闲事，又不清楚自己斤两的年青人，打发了。2

孟子的难与人言，最典型的表现，是他招收弟子的苛刻条件，即所谓”五问不答”：自以为地位高的，自以为了不起的，自以为年长的，自以为曾立过功勋的，自以为有交情的，这五类人的求问，一概回绝。3连跟孟子交情甚厚的滕君弟弟，也吃了孟子的闭门羹。

从孟子身上可以看出，越有口才的人，越不要轻易地去亲近他，以为一定能相谈甚欢，没准还没拢边，就已被他定下的”条律”给反弹回来了。
皇帝们看中了孟子的哪一点
孟子身后的命运，跟皇帝紧密相联。
先说个故事。
两宋之际，有个晁说之的文人，站队站在司马光一边，对孟子说过些不礼貌的话，到告老还乡，去向皇帝辞行；当时的皇帝，就是杀了岳飞的宋高宗赵构，撇撇嘴，说道：是尝著论非孟子者，孟子发明正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就是那个写书说孟先生坏话的家伙吧，孟先生给我们指明了光辉大道，这晁说之算个什嘛东西，也敢说孟先生的不是！（转引自王曾瑜《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之确立及其影响》）

说说都不行，孟子有何神道，能得到皇上如此呵护、宝爱？
如果单看《孟子》原文，孟子显然是个很不安分，对国君更是信口雌黄的不敬者。《孟子
公孙丑下》记载，有一回孟子跟齐王恶意”捉迷藏”，最后只好尴尬地躲到一位叫景丑的朋友家。景丑对孟子直言：”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景丑所言，应当说是客观现象，但孟子却脾气很大地说了一通强词夺理的话，什么我这样做才是敬王，你们那样才是不敬王。说到后来，反倒是齐王对不起孟子，因为”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对管仲都不敢随随便便呼之即来，何况连管仲也不放在眼里的人。–孟子说他自己）

这不整个就是一”刺头”嘛，更别说他还讲了那么多十恶不赦的欺君之语。这么个”逆贼”，怎么会成为皇上的尊宠对象？皇帝们究竟看上了孟子的哪一点？
我大清著名的康熙帝，为这个谜团的解开，指出了一条路径：至于孟子，继往圣而开来学，辟邪说以正人心，性善仁义之旨著明于天下，此圣贤训词诏后，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转引自陈寒鸣《康熙帝与清初庙堂儒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pan.quark.cn/s/2cdeba0440fe

https://pan.baidu.com/s/12_YOX3c2JXL5uRay_v6ckQ?pwd=8s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