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倚天屠龙史》作者：新垣平-免费小说下载

简介：历史/武侠/戏作/幽默/
《剑桥倚天屠龙史》是新垣平博士恶搞《倚天屠龙记》和正史的戏作。
新博士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他运用奇妙的想象和精妙的推理，将正史和武侠完美地熔为一炉，写出了这部令所有金迷击节赞叹的奇书。
本书最早在天涯论坛连载，轰动一时，被粉丝们疯狂转帖。

题记
经历了唐五代的乱世，中国社会在北宋中期达到了又一轮繁荣的顶峰。
兴起于中唐时期的市民社会及文化，在“天水一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如同所有初兴的市民文化，北宋城镇里富裕悠闲的市民们，热烈地谈论着虬髯客、聂隐娘这类传奇侠客的故事。
对于这些题材，西方人一向认为出自中晚唐草根文人的杜撰，就像中世纪骑士文学一样，他们的“游侠行为”（Errantry）绝大多数都是夸大其词的，它们仅仅表达了门阀贵族社会逐渐瓦解，新兴市民从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欢欣鼓舞。
然而，剑桥大学的汉学家Dr.Sean新近出版了《剑桥倚天屠龙史》一书，它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中国江湖社会或武林社会固有的偏见。
这部著作令人惊讶地确证了元末明初“明教”和“六大门派”一系列传奇人物和事迹的真实性；并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江湖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
博士史诗般的叙述风格，也为其赢得了公众的热情赞誉。
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普林斯顿的中古史学者那德普教授（Nadpplus）评论道：“中国学者对于这个时期江湖社会所发生的大部分重要人物和事件都有过详细的考证，但是从来没有一部像样的专门史讨论这个时期的江湖，Dr.Sean可能是第一位系统研究南宋——元代武林社会的学者。”
Dr.Sean的开创性工作，同时也揭示了“唐宋转折”过程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即，伴随着唐代市民社会的初醒，中国“武术家阶层”（Martialarts）也随之崛起，江湖社会（River and Lake）真实地兴起了。
的确，从门阀权力中解放出来的，不仅是守法的市民/自耕农，还有那些强横不法的各色人等及团体。
博士的著作告诉人们，江湖社会从来不是边缘化的，在冷兵器时代，武术家的格斗能力受到了所有政治势力的高度重视，直到清中叶的江湖代表大会之前，武术家阶层都高度参与了主流政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
这些人有先秦时代游士非凡的个人能力，也有相当程度的团体性，这种团体性在北宋也许是松散的，但到了元末明初，却成为极权式的（张无忌的克里斯玛型权威）因而成倍地增长力量，直到推翻蒙古帝国。
这一变迁是极其深刻且有趣的，正如一位幽默的中国读者所言“如果丘处机没有去牛家村，世界将会……”
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到北宋江湖，这个时代的江湖是充满自由气息的，武术家们往往富有游侠精神和贵族式的荣誉感，对西方人而言，这是一个属于骑士的黄金时代。

第一章 绪论

十三世纪初期，蒙古人在亚洲腹地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几十年内成吉思汗的儿孙们已经将他们的统治拓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从日本海延伸到地中海，从北冰洋到扬子江，都臣服于“黄金家族”的斡尔朵（译者注：蒙古贵族的帐篷）之下。
1279年，蒙古帝国的海军在南中国海上摧毁了南宋王朝最后残存的抵抗力量，完成了对中国本部的征服。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异族完全征服，并且这一异族几乎毫不掩饰地蔑视中国人所珍视的文化、思想、和制度。
在征服者震慑整个世界的暴力面前，这些古老的圣贤之道显得格外软弱。
然而对于征服者来说，弱小的中国人手中仍然有他们所忌惮的力量，即被称为“武功”的高深格斗术（Martialarts）我们西方人习称之为“功夫”（Kongfu）这种格斗技术尽管在战场上远不如蒙古人的骑射之术有效。
但单打独斗却可以发挥惊人的威力，并且曾经不止一次地改变了历史进程。
人们不会忘记，正是在武术大师郭靖的主持下，襄阳要塞的防守才维持了十多年；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蒙哥汗，据说亦在攻城作战中被郭靖的学生杨过（译者按：原文如此，实际上杨过并非郭靖的弟子）所击杀；二十年后，元朝的丞相阿合马也被武术家王着和高和尚刺杀。
出于对汉人武术界的忌惮，忽必烈汗甚至不敢追究此事。
历史学家们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蒙元帝国在中国统治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中国武术界的集体反叛。
要勾勒出一幅元帝国的兴衰史而缺乏对武术界的了解，正如要研究中世纪欧洲的历史而不知道骑士阶层一样荒谬。
尽管形态和结构上有很大变化，但元代武林既然是从其在宋金时代的前身演变而来，因此，有必要在此对后者略加概述。
自从宋代的平民从隋唐时期的贵族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之后，中华帝国的武术家阶层就成为了被称为“江湖”（River and Lake）的独特社会领域的主宰。
江湖世界包括一切不臣服于帝国的政治秩序而自由流动的因素：商贾、歌伎、镖局、流民、乞丐、僧人、盗贼、以及侠客。
对于这个复杂微妙而又时时变动的社会关系领域，中华帝国的暴力机器无疑显得过于庞大和笨拙。
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帝国军队不可能像现代国家那样对这个领域实行全面控制，甚至单纯的监控都力不从心。
行走江湖的商贾和脚贩们不能指望得到警察的保护，而窥伺宝座的反叛者们却往往如鱼得水，得以在此躲避政府的通缉。
在这个类似自然状态的环境中，被称为武功的格斗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谁有更高的武术造诣，就能在江湖交往中占尽上风，无往而不利。
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非锄强扶弱的骑士精神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基本原则。
毫不奇怪，这个领域的特殊机制使得按照武术的高低形成了自发的等级秩序。
武术家阶层所组成的“武林”备受尊崇，成为江湖秩序中最主要的主导力量，而最强大的大师们总是在食物链的顶端作为最高的捕食者，他们有能力杀戮任何藐视他们权威的江湖人物。
出于对武术大师的爱戴、畏惧和谄媚，许多并不畏惧政府军的武术师也拜倒在他们的脚下，从他们的号令。
这使得一个武术名家能够通过特殊的权力组织形式——门派、帮会和教宗—指挥远比他自身的超人力量强大百倍的势力。
这些特殊形式中就蕴含着足以和帝国抗争潜能。
在帝国强盛的时代，武林只能满足于对江湖的统治，而对皇帝的权威保持表面上的服从；当风起云涌、帝国走向衰落之际，武林就会趁机而动，投身夺取最高政权的军事冒险活动。

第二章 南宋后期的武林秩序（1195-1259）

自从十二世纪末直到蒙元征服之前的大半个世纪之中，武林中出现了被称为“华山论剑”的武术比赛。
与现代的各种体育比赛不同，这种武术比赛并非人人可以参加，参与者仅限于公认的最优秀的武术家（据相关记载，在1259年的第三次华山论剑中，有一些不知名的武师试图参与，被与会者们粗暴地赶走）这种专横是有原因的。
如果我们用体育比赛的模式去理解华山论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例如，第三次华山论剑没有进行任何武术比试就排定了五大高手的名号座次。
事实上，每一次华山论剑都反映出武林中的权力分配关系。
以“五绝”为名号的高手名单实际上映射出武林中权力秩序的现实逻辑。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江湖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是这次论剑确定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武林秩序。
据《射雕编年史》记载，第一次华山论剑在1195年举行。
发动这次比赛的缘由是为了争夺一部被称为“九阴真经”的武术典籍，作者据传为著名的道家学者黄裳。
《九阴真经》含有能大幅度提高武术能力的秘诀，因而几乎为每一个习武者所觊觎。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论剑的武术家都醉心于《九阴真经》优美深奥的武术理论，但实际上争夺这部典籍却有更为现实的原因。
正如现代世界的核技术一样，一部精湛的武术著作将会大大提高研读者的格斗能力，从而对现存的武林秩序构成威胁。
为此，必须对这一危险倾向予以限制。
争夺《九阴真经》本质可以视为武林现存秩序防止这一危险技术扩散的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卓有成效的。
这一实质意义也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出：华山论剑的胜利者王喆（王重阳，妙妙注）就几乎没有读过该书，更没有练习其中的武术。
实际上，对《九阴真经》的争夺可以视为对武林秩序的确定和维护。
第一次华山论剑的主要成果，在于缔造了第一个有秩序的武林体系。
与会的五方面代表分别被冠以“东西南北”的称号，昭示了他们按照不同方位，瓜分江湖世界的势力范围：“东方的异教徒”黄药师，是东海的岛屿和中国东南地区的主宰；“西方的毒蛇”欧阳锋则是东突厥斯坦（译者按：此为西方史学家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反动称呼，请读者注意甄别）到河西走廊的霸主；“南方的皇帝”段智兴是大理国的皇帝，他的家族自从十世纪以来就世代统治着今天的云南省地区，其势力范围亦扩张到了南宋境内的贵州、湖南；“北方的乞丐”洪七则是北方“乞丐黑手党”（Beggars’Mafia）的领袖，势力范围涵盖了整个金国境内；最后是华山论剑的胜利者——“中央的先知”王喆，道教的改革家。
王喆的根据地是陕西南部的终南山，他的教派全真教（All Truth Religion）主要在中国腹地活动，但作为至高无上的武术大师，王喆对于其他各个区域都有号召和约束力，虽然有时只是形式上的。
在华山论剑后，王喆曾率领他的代表团对大理国进行过一次访问，在访问期间他的副手周伯通奸污了段智兴的一位妾室，显然由于王喆的特权地位，大理国方面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掩盖这一丑闻。
这一武林体系的特殊性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辨认：构成这一体系的基础，乃是武术家的个人力量，而非如后来的武林体系那样，奠基于个别武术家所隶属的武术门派。
诸如少林、武当、峨嵋争锋的门派政治，要到一个半世纪后才会出现。
这一时代虽然已经有武术门派的出现和繁荣，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作为武术家个人的附庸，而非独立的政治运作单位。
黄药师——这位天才武术大师因为信奉个人主义而提出对儒家价值观的质疑而闻名——的悲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一次盛怒中打断了自己所有学生的腿并把他们赶走，从而自己扼杀了自己刚刚缔造的门派。
同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那些历史悠久的门派中。
在那些地方，制度的约束总是大于领导人个人的意志。
以明朝时期的雪山派为例，当掌门人白自在陷入颠狂而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禁锢并废黜了这位大师。
在“五绝”中，唯一建立了正式门派力量的是王喆，这位道教中的马丁·路德建立了被称为“全真派”的道教派别。
他的七个门徒也都是著名的武术家，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了全真派的威望不褪。
但是下几代的继承人们逐渐混淆了宗教派别和武术门派之间的区别，将主要兴趣转移到宗教方面，导致了这一门派的急剧衰落（参见史景迁教授的论文《全真派衰落原因及其与蒙元帝国宗教政策之关系》《耶鲁汉学评论》第78期），使得全真派能在长时间内持续保持其威望的，是王喆的朋友周伯通，他是一个具有武术天才的先天愚痴，智力约相当于十岁的儿童。
为了利用他的天才，王喆设法令周伯通皈依自己的宗教并保护自己的门徒，尽管他对此很不情愿。
在第三次华山论剑中他正式继承了王喆的位置，被称为“中央的孩童”然而显而易见，促使其当选的主要是他的智力鲁钝，成为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形式首领。
周伯通死后，全真派也迅速衰落。
洪七是著名的“乞丐黑手党”的领袖，在中国北方，这一地下组织从十二世纪中期起，就成为反抗满洲和蒙古侵略者统治的最大地下抵抗组织。
这一组织本身并非武术门派，但却吸收了很多优秀的武术家。
虽然内部有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激烈斗争，但从十二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中叶的一百年中，这一组织始终是武术界的最大势力之一。
另一方面，段智兴虽然是外国的皇帝，但是段氏皇族传统上仍然被视为中国武术界的一部分。
在南宋时期，由于贸易的发达，云贵高原同中原汉地之间形成了统一市场，无疑更增进了这一趋势。
在蒙古军队占领大理后，段智兴的流亡政府不得不迁移到了宋国境内，和南宋的爱国者联合起来，继续从事希望渺茫的抵抗运动。
从1220年的第二次华山论剑开始，东西南北的地域划分已经明显与江湖世界的现状相脱节。
在第二次华山论剑中夺冠的欧阳锋，当时已经成为间歇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再代表任何势力，此后长期在中国本部流浪。
而段智兴也早已出家为僧，并未真正参与这次峰会。
很明显，这一次华山论剑的意义，在于确认和巩固旧秩序的合理性，为此即使割裂称号与实际的关系也在所不惜。
此后，武术界的老人政治维持了近半个世纪。
在1259年的第三次华山论剑中，由于洪七和欧阳锋的逝世，他们名义上的传人郭靖和杨过替代了他们的位置。
但是已经和地域无关。
事实上，此时西北两个地区已经完全被蒙古帝国所占领，五绝的影响力日渐衰退。
甚至全真派也开始向汗八里的蒙古朝廷靠拢。
被称为“北方的骑士”的郭靖一直在防守中部地区的襄阳，而“西方的狂人”杨过很快退隐山林。
更不用说上文提到的周伯通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傀儡。
新五绝的名号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昔日光环的怀旧，并不能掩盖旧秩序日薄西山的悲惨状况。
随着七十年代蒙古军队的南下，蒙古人对南宋的最后征服开始了。
在攻打襄阳的战役中，南宋最优秀的武术大师郭靖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监制的“回回炮”轰击而死——这一悲惨的事件也预示了武术将在几百年后被火器压倒的不幸宿命。
丐帮和大理流亡政府也各有许多武术家被杀。
而在此之前很久，衰落的全真派已经被迫向蒙古朝廷效忠。
在随后几年的军事行动中，武术界残余的抵抗力量跟随文天祥、张世杰等南宋将领坚持战斗，直到崖山海战——据说百岁高龄的黄药师即死于这场战役——才被消灭。
到此为止，中国武术界的各派势力基本被肃清，劫后逃生的少数武术家也隐匿不出。
因此，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原武林，出现了同一个半世纪之前相似的巨大权力真空。
在蒙元帝国还没有学会如何控制这个全新领域之前，已经有其他的势力崛起，试图填补这一政权更迭带来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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